新政策讓民營醫院有機會和公立醫院一樣，獲得比工業用地便宜30%的醫療用地以及一個床位10萬元的獎勵。萬科來了◎ 本刊記者 李雪娜 鄭斐 文lixuena.blog.caixin.com｜zhengfei.blog.caixin.com 在中國各大城市，政府批准的醫療用地向來是公立醫院的專利，民營醫院申請無門。

但這種狀況即將在深圳改變。深圳的一項新規定宣佈，將通過招拍掛向社會資本公開轉讓醫療用地，價格比工業用地低30%。同時改變的還有一系列將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區別對待的政策。

對有意投資醫院的各類社會資本，這如同一道召集令。多年來一直卡在土地問題上的萬科集團，已正式向深圳市政府提出開辦一家非營利性質的兒童醫院。在足球上不惜血本的恒大集團（03333.HK）宣佈將與哈佛大學在中國合辦醫院，深圳是選址考慮之一。來自市政府內部的消息人士說，華潤集團也在與政府接洽。在北京、天津開了三家婦嬰醫院的美中宜和醫療集團將在深圳開兩家醫院，CEO 胡瀾向財新記者透露，一家在建，另一家正在籌備，希望能通過新政策拿到醫療用地。

對於三中全會提出的“鼓勵社會資本辦醫” ，深圳反應迅速。日前深圳市發改委、衛計委等五部門聯合發文，為社會資本投資辦醫鬆綁。除了給地，這份名為 《關於鼓勵社會資本舉辦三級醫院的若干規定》 （下稱 《若干規定》 ）還提出，社會辦三級醫院可按每床10萬元標準獲得一次性獎勵。前提是：醫院必須提供不低於50%的基本醫療服務。

此外，在基礎醫療服務中，醫療機構還可按每人次門診20元、每個住院床位每日60元的標準獲得補貼。兒科類按上述標準的1.3倍執行，康複科類按上述標準的1.1倍執行。

上述獎勵或補貼，過去只有公立醫院和非營利民營醫院才能享受。現在，深圳決心不再以營利與否區分民營醫院類型，以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

“老百姓並不關心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老百姓關心的是醫療服務質量。 ”深圳市衛計委醫政處處長廖慶偉說， “我們對過去的概念進行了處理。我們相信股東對回報的關心會促使他們將注意力轉到提升醫院的服務和品牌上。 ”主管醫政的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是改革的支持者。他告訴財新記者： “過分強調對非營利性醫院的政策鼓勵，顯然無助于提高社會資本投資辦醫的積極性。 ”

將醫院建在自己的土地上

投資者歡迎這樣的變化。

12月2日，美中宜和醫療集團 CEO 胡瀾告訴財新記者，有長期打算的投資方更願意將醫院建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樣初期投入雖大，但不用擔心租金上漲，有助于形成穩定的成本結構。 “按照醫保定價，如果醫院只提供基礎醫療服務，租金將占醫院營收50% 以上，租金是醫院運營成本中的不可控因素。 ”深圳的新政策拆除了很多過去人為豎立在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之間的籓籬，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一樣，不僅有機會拿地，申請政府補貼，也可以納入醫保體系。

知情人士透露說，制定方案時，財政部門和醫改辦圍繞補貼問題有過分歧。財政方面擔心過多補貼將使民營口醫院異化為吃撥款的事業單位，只願將財政扶持體現在購買公共衛生服務上。

最終敲定方案時，保證50% 的基本醫療服務，即是雙方博弈後妥協的結果。

為暢通醫保接入渠道， 《若干規定》同時提出：社會辦三級醫院經核定後，開業即可享受醫保定點資格。不過這一指標能否在市場上順利實踐，還需參考醫保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是否調整。

例如單病種付費問題，如果按病種付費，醫療機構的收入僅與每個病例及診斷有關，與醫療機構治療該病例所花費的實際成本無關。民營醫院更傾向于成本控制，若能在現行醫保體系中引入這種支付方式，民營醫院樂見其成。美中宜和醫療集團CEO 胡瀾認為，推出單病種付費方式，有利於醫療服務支付計量標準化。

至於民營醫院能否為大衆提供50% 的基礎醫療服務，在胡瀾看來，如果以現在的醫保定價水平，做高端客戶的民營醫院要滿足要求比較難，如果未來醫保水平提高一些會更容易。 “目前很多醫院願意做婦科，原因就在於婦科醫保定價相對合乎市場。 ”她說。

新政頒佈之際，深圳同時宣佈，首批推出四個三級醫院項目地塊，讓社會資本投資競標。四個項目均在深圳中心城區外，醫療資源相對稀缺，摘牌投資者將成為首批享受優惠的市場主體。

誰會是第一個？

人事仍未完全接軌

如果說深圳此次對社會資本辦醫開閘還 有局限的話，那就非人事制度莫屬了。

無論是職稱晉升，還是社保待遇，民營和公立醫院的醫生在不同軌道上運行。前者難以參與重大科研，亦沒有鐵飯碗，公立醫院醫生退休後，待遇遠高于民營醫院。這些阻礙人才流動的因素，造成了公立醫院的壟斷地位。

放開醫生自由執業才能破解難題。

這也的確是決策者考慮過的方向。財新記者獲得的流傳于醫療系統內部的文件送審稿中提到，打破事業編制管理體制，建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加年金制度，並要求民營醫院建立不低於公立醫院標準的基本養老保險加年薪制度。這意味著拉平醫生退休後的待遇落差。

送審稿同時首次提出“建立人才雙向流動制度” 。流動到深圳市民營醫療機構執業的原本市公立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可自主擇時回原公立醫療機構。

這可解除公立醫院醫生的後顧之憂。

但這兩項改革在公佈版本中均告流產。知情人士透露說，深圳市編辦提出，當前公立醫療機構在人員管理方面存在窠臼，是由傳統人事制度引發的，需要改革的是人事制度而非編制管理制度。人力資源部門的官員則認為，這樣的改革保障了醫生對從業機構的選擇 權，卻忽略了公立醫院的人事權。

背後還是利益。決策者需要在不同類型市場主體間做出平衡。 《若干意見》最終的表述是： “支持公立醫院醫技人員到社會辦醫療機構定期服務。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內部人士表示，這意味著暫時不調整當前人才雙軌制，與社會期待的“醫生自由執業”差距很大。

是次改革， “不是對存量市場的改造” ，深圳市醫改辦主任對財新記者介紹說，優惠政策主要適用社會資本投資新建的三級醫院和社會辦現有三級以下醫院改建或擴建的三級醫院。

為了避免一哄而上，此次此次政策制定者刻意抬高了門檻。對於申請辦醫的社會投資者， 《若干規定》明確要求：項目資本金比例不得低於40%、承諾提供不低於50% 基本醫療服務、並擁有三級醫院管理能力的社會投資者、或與擁有三級醫院管理能力的機構組織聯合組建醫院管理團隊的其他投資者，才具備申辦資格。

民營資本投資辦醫，目的和方式各有不同。四處貼小廣告是一種，打出專治性病旗號，宰人沒商量；也有做醫療產業上游的企業想通過開醫院賣藥賣器械；但也有的瞄準高端客戶打品牌，通過差異化服務獲得回報；此外，還有些企業如北大方正和萬科等，不指望從醫院投資里直接賺錢，但希望借此獲得其他資源收益，或者帶動周邊土地升值。

就在社會資本躍躍欲試之時，曾被寄予厚望的深圳龍崗中醫院遭遇重大波折。項目合作簽訂還不到一年時間，作為戰略投資方，平安信托悄然撤資。政府內部人士透露，平安信托退出，關鍵 原因是在醫院公益和收益問題上，最終未與深圳市政府達成一致。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認為，社會允許多種辦醫，首先要確定辦醫宗旨是什麼。 “如果大家都為了一個共同目的，即為公衆提供基本醫療，即體現公益性的話，那宗旨是一致的，就可以去試。 ”但他也強調，社會資本均以逐利為目的， “引入社會資本的目標不加以明確，將來一定有撓頭之困” 。

方向已明，諸多要點有待厘清，全面推進有待法律修訂◎ 本刊記者 汪蘇 文wangsu.blog.caixin.com 伴隨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出台，中國土地制度堅固的二元結構終於在政策層面被打破。

一些專家視之為1978年包產到戶之後最重要的農村改革. 一旦落地，影響深遠。

但最高決策層承諾之後，具體操作中面對的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方案設計難題。

“實事求是地說，如何落實，尚未形成系統可操作的方案。甚至在《決定》內涵的解讀上，部里還有不同的意見。”一位國土資源部官員日前表示。

據財新記者瞭解，爭議的焦點頗多。

例如：何為“同權同價”？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如何界定？經營性集體建設建設用地入市需要指標管理嗎，如何規範其經營主體？與提高徵地補償、完善徵地程序的改革如何協調？既然觸及土地財政，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如何協調？收益如何分配？宅基地流轉可以在多大範圍內進行？城里人可以去農村買房嗎？

如何把握宅基地入市節奏？

這些問題仍在決策部門的研究中。

部分問題有望在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得到進一步明確。

小產權暫難正名

小產權房的去向頗受關注。三中全會前後，市場的千軍萬馬已經急不可待。相關部委隨之三令五申急急喝止，並以實拆震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原部長徐小青告訴財新記者，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多次強調法治，改革要先立後破，立法在先。“在修法之前，小產權房不可能合法化。”國土資源部調控和監測司改革協調 處處長王愛民等人則認為，三中全會在土改表述上都設有前置條件，積極、審慎、穩妥應是總體方針。

“我們在協助姜部長準備宣講材料時，收到中央明確指示，要將小產權房和宅基地這兩件事說清楚。”王愛民日前在由國土資源部下屬事業單位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他解釋稱，並不是說現在就可以買賣宅基地，而是試點先行。同時，並不是說小產權房合法化了。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已經在《決定》出台後對外的首波吹風中，試圖讓外界對小產權的期待降溫。11月22日，住建部、國土資源部又聯合發文，強調堅決遏制在建、在售小產權房行為。11月24日，兩部委聯合召開視頻會議，再次部署。陳錫文、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徐德明等人強調，必須嚴格遵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而小產權房違反了上述制度。

據國土資源部有關定義，小產權房指佔用集體土地搞建設，並向集體經濟組織之外成員銷售的住房，屬違法用地。

很明顯，一些市場人士的理解有誤，即便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全部放開，土地的投向並不能完全遵照市場選擇，必須符合規劃，這是國際上普遍的做法。而對現有小產權房，分類處理是既定方針，拿出解決方案已十分急迫。

集體土地開發房地產仍待定不過，《決定》仍給未來集體土地投入房地產留有懸念：若在城市規劃中，農民原有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已經被規劃為商品住宅用地，是否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直接和開發商交易，或是自主開發房地產？

“未來用途包不包括房地產開發，三中全會並沒有明確。”一位研究人士告訴記者。

房地產領域一直是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一個禁區。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就陸續在安徽、浙江、廣東、上海等地試點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不過，這些試點都留有一個門檻：不可流轉用作商品房開發。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放行“城鎮建設用地範圍之外”（下稱“圈外”）的集體建設用地用于經營性項目後，國土資源部即在會後制定的解讀材料中明確，不得流轉用于房地產開發。許多人士都在等待相關部門對此次政策內涵的進一步解讀。

放開高利潤的房地產領域會加大村集體和農民違規占地衝動，引發資本圈地，打破政府對房地產供地的控制，使中國的高房價硬著陸，這都令決策層擔憂。

但同時，“既然‘同地同權同價’，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規劃上就不應有歧視。”原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等一些專家表示。

許多專家指出， 對於實現“同地同權同價”，規劃如何制定尤為重要。公衆參與是國際上廣泛採納的方式。目前，中國的城市規劃制定高度行政主導，雖有徵求意見的程序，但“只停留在形式，公衆也並不關心”。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土地規劃所所長張曉玲表示，放行農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後，規劃的制定和農民利益息息相關，公衆參與就有了產權基礎。不過，這也可能給未來的規劃制定工作提出挑戰。

城里人能去農村買房嗎？

小產權問題中，還有一個在接下來的政策細則制定中爭議極大的問題：城里人能否去農村買房。

《決定》雖然沒有直接放行宅基地流轉，但允許試點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按照“地隨房走”政策，宅基地也將隨之轉走。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在解讀《決定》時指出，在確保農民住有所居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將農民宅基地“逐步納入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決定》並沒有明確試點中農民住房及其所占宅基地的轉讓範圍。過往的地方試點並未放開城里人去農村買房。

今年深圳試點宅基地流轉時，限定在鎮域範圍的農民，浙江溫州則限定在村，抵押則可在全縣的農民範圍內處置。據悉，陳錫文以及國土資源部相關司局一些人士也不讚成城里人去農村買房。

宅基地更為敏感，除耕地紅線之外，農民一旦失去宅基地有可能流離失所也是一大擔憂。“中國還有大量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經濟緊縮時會回到農村。”王愛民在前述研討會上表示。同時，一些三農工作者也擔心，宅基地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直接相關，一旦流轉會使成員權混亂。“從資源流動的市場角度來說要放。這是很矛盾的事。也許今後可以研究使村民和社員之間做一個分割。”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邵峰告訴財 新記者。

與此同時，許多三農和規劃領域的工作者也在為放開農民住房和宅基地入市大聲疾呼。

陳錫文的老同學、浙江省農辦原副主任顧益康即認為，讓農民宅基地入市、建立城鄉統一的住房市場也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的內涵。要讓農民可以來城里買房，也要讓城里人可以去農村買房，城鄉互換，自由選擇，“先期可以將範圍控制在縣”。

清華同衡總體規劃二所副

所長陳振華稱，新型城鎮化就是要打破以往資源單向流動的路徑，讓城市資源也可向農村流動，實現真正的城鄉融合。一些城里人若卸甲歸田，對農村有重要的反哺作用。而違規搞開發問題，隨著衛星監控等技術手段的完善，很大程度可以解決。

他引述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的研究表示，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兼併”其實並不嚴重，而導致所謂“土地兼併”的並不是“土地私有，自由買賣”，而是政治性特權。古今中外，在沒有專制“圈地”的情況下初始平均的小農社會僅由於“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的經濟過程變成“兩極分化”尖銳對立的危機社會，這種例子還從未有過。“現在隨著城鎮化推進，社會經濟情況也出現了很大變化。”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副巡視員趙久田告訴財新記者。入市難題 當新一輪縮小徵地範圍的改革啓動時，不可迴避的是，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後，縮小徵地範圍的改革進展並不順利。“地方政府缺乏動力。被指定為試 點的國土部門，把這當作被動去完成的任務。”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在報告中總結稱。

這次三中全會取消了“ 圈外”的限制，阻力可能更加大。一位廣西某地地方官員便向財新記者直言，“徵地繞不開”。“對於圈內，政府不太支持。雖然徵地的主要對象是農地，但畢竟讓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也會分了政府一塊蛋糕。”一位接近雲南省委的學者表示。

他稱，讓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會讓徵地變得更加困難，也是地方政府的擔憂。“如果一家是集體建設用地可以直接入市，有持續收入，一家被徵的是農地，不能直接入市，就不平衡了。可能讓農地徵收變得更加困難。”實施過程中，肯定要進一步平衡內部關係。

矛盾在之前的試點中已經暴露出來。不過一些人士也期望，這種不平衡可以加速現行徵地制度的瓦解。

王愛民認為，集體建設用地全面入市有大前提，即相關財政、金融、稅收政策的建立，找到替代土地財政的方式，否則貿然打破現行制度，可能帶來無法收拾的後果。這些安排在三中全會《決定》里已有表述，但國土部門必須積極推動，主動會同財政、金融等部門共同推進改革。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已經在思考一些非常實際的如何入市問題。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將給現行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控制帶來直接衝擊。他在同一研討會上表示，當前要抓好三個均衡和三個健全的研究。

三個均衡即，國有土地在市場上供應規模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供應規 模；徵地制度改革中提高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所獲得增值收益；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時，集體組織和土地使用者或者說農民個人所獲收益。

三個健全即，健全集體經營性用地經營主體、集體經濟組織的建設，保障經營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健全集體資產監管組織方式的研究，使得土地資產 的收益能夠真正惠及農民集體和農民個人，以及集體土地的使用者；做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增量存量入市的規則和分配機制的研究，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的收益分配關係。

王愛民認為，首先應積極開展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夯實擴大權能基礎，確權應以不影響流轉為原則。其次要抓緊研究土地股份制等所有權實現形式，將土地權利量化到人。“要把大前提、小前提都搞清楚。”王愛民稱。

還有一個基本問題是，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一般指鄉鎮企業用地等作經營性使用的農村土地，但並無清晰的劃分和登記，和宅基地的界限也存有模糊。

比如，浙江一些農民早已把宅基地用作自己的加工廠房。一些村莊宅基地整理後亦會將部分土地用作廠房等經營使用。界定時面臨實際困難。

立法而後動

許多接近決策部門的人士指出，此次三中全會土地政策突破，中央推力較大。

不過，審慎、穩妥仍是方針。

三中全會之後陳錫文在一個公共論壇上透露，習近平在《決定》通過後的講話上強調，凡屬重大改革政策，都必須由中央統一部署，地方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要一哄而起。同時，《決定》中的很多改革措施都觸及現行法律，凡屬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因此有的法律要先行修改，一些還沒有形成共識或者修法條件不具備的，要得到法律授權，經過法定程序獲得試點權利。

胡存智最近在全國國土資源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也強調了這一點，他表示，對看得准的，可以直接用立法推動改革。

對部分領域法律滯後的，可以遵循一定程序實行重點突破，成熟後及時上升為法律；不能將隨意性、權力自授看作改革創新。

也就是說，這一次改革更為強調合法合規及頂層設計。在此之前，改革不會全面推進。

姜大明指出，加快推進相關法律法規修改和制度建設是“首要任務”。他列出“抓緊修改”的任務單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法律法規。同時，加快推進建立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相關制度建設。抓緊研究出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條例、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安置條例。

據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條例將會在《土地管理法》修訂之後再出台。正在第四次修訂中的《土地管理法》則極有可能推翻目前只修改47條徵地補償條款的“小修”，重新選擇“大修”。“要做好進行全面修改的準備。”胡存智在前述工作會議上表示。

許多專家都指出，加強頂層設計及提供法律保障是改革必須，正是這兩項缺失使之前的流轉試點難以深入。不過，修法應該吸納更多專家及公衆意見，並改變部門立法的局面。一位國土系統專家則建議，可以參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做法，成立立法領導小組，應有利於協調統籌。

一系列難題仍需探討，但顯見的是，無論從土地利用效率、社會政治風險，還是經濟金融風險的角度，目前這套政府徵地、壟斷城市土地一級市場的制度都不可持續。而中央已經允諾，到2020 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要取得決定性成果。

浙江省省長李強接受專訪，談民本經濟、溫州金改突破方向、舟山自貿區構想、政府權力的負面清單，以及對社會自治之手的期待◎ 本刊記者 胡舒立 任波 汪蘇 文11月24日，浙江省省長李強

在他下榻的北京浙江大廈

跟我們見面，大家圍在一張小方桌四周交談。“你們想聊聊改革的問題，我有興趣，有什麼問題盡管問。”甫一見面，他就坦率地說。

低調、務實，李強今年54歲，溫州人，當過工人，後來考上浙江農大農機專業，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再後來當過縣團委書記、省民政廳處長、永康市委書記、省工商局局長、溫州市委書記、省委秘書長、省委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一路走來，今年初當選浙江省省長。

“浙江現在的情況跟過去不一樣了，整個經濟社會都在加速轉型，我們要走得更穩、更遠，調子也不能很高。現在大家都發展得很快，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惶恐。”李強對財新記者笑言。

浙江的經濟發展長期走在全國前列。轉型之際，李強不會覺得太輕鬆。

2013年1月，浙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強以代省長身份第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他說，浙江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等問題尚未根本改變，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和動力不足。

採訪中，這位土生土長的浙江省省長屢屢提及故鄉溫州的重商文化。他認為，“民營、民富、民享”的民本經濟始終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過去，浙江多以先行者、先富者的角色出現在全國，在市場、民企、土地等方面的改革先行先試，但近幾年內外環境劇變，浙江遇到的挑戰也前所未有。

在溫州，2011年危機之後，面臨如何重振實體經濟、如何規範發展民間金融的重大課題。溫州的金融改革，能否實現真正的突破，更被外界看做未來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風向標。採訪前後，浙江方面動作頻頻，連續推出新政策。

就在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有心人能看出其中力所能及的突破。

同一天，舟山港綜合保稅區一期項目獲國家驗收通過，即將封關運作。這是浙江繼寧波梅山之後的第二個保稅區。在2013年1月國務院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提到，在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貿易園區，逐步建設舟山自由港區。

採訪中，對於浙江民營經濟轉型發展、溫州金改、舟山群島新區建設、政府職能轉變等諸多深涉浙江下一步發展大計的問題，李強一一正面回答；對於壓力之下浙江致力于哪些新機會，亦是言無不盡。

採訪是在周日，李強談興甚濃。原來說好面談一小時；至我們告辭時，時鐘已經比約定時間多走了半個小時。

民營經濟：經濟走向看企業

家

“下一步浙江的民營經濟怎麼樣，就要去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是不是還很活躍，是不是依然很有創造力”財新記者：三中全會對民營經濟很看重，強調公有制和非公經濟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民營經濟的發展。浙江的民營經濟一直走在前面，不過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浙商跑路”“產業空心化”等，你怎麼看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

李強：你們很敏銳。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某些問題都很正常。大家近來特別關心浙江的民營經濟，恐怕是從溫州開始的。溫州本來被大家視為民營經濟發展的“模範生”，可怎麼一下子出現這 個“跑路”了、那個資金鏈斷裂了這些事？

部分民營企業“脫實向虛”，是因為賺到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之後，傳統的實業沒有很快找到好的轉型升級路子，又經不起高回報的投機誘惑。前幾年房地產形勢一片大好，一些資金湧入非實體的領域。實事求是地說，這是階段性的現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難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課。看溫州經濟也好，看浙江經濟也罷，首先要看經濟的主力軍由誰組成的。如果要問下一步浙江的民營經濟怎麼樣，就要去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們，是不是還很活躍，是不是依然還很有創造力。哪怕是他現在蟄伏一時，受到一些打擊，但都不要過於擔心，只要浙商精神還在，闖勁還 在，我們就不怕。

大家都知道，浙江地下沒有什麼礦產資源，地上也沒有大森林、黑土地。

但是，浙江經濟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變成了資源。我們經常講，以浙商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資源。新的資源觀，最不能丟開的是人這種資源。你說馬雲創業時有什麼資源？就是心底裡有一股創業的衝勁，還有18個伙伴組成的團隊。

這是最珍貴的。有這個精氣神在，什麼也不怕。

盡管大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浙江民營經濟總的態勢還是好的。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創造力和能動性。天還是這片天，地還是這片地，很重要就是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有機會有更大的作為。“春江水暖鴨先知”，浙商的“嗅覺”十分靈敏，只要有好的市場機遇，浙商就會釋放出強大的能量。

因此，看待溫州民營經濟也好、浙江民營經濟也好，要有歷史觀，放大時空去看，短期內出現一些問題不能下結論，要在比較長的時間段去看整體趨勢。

就好像一個人這幾天感冒了，就說這個人身體不好，這不科學、不客觀吧？

財新記者：說到人的資源，我們就想請教，“浙商”這種資源，特別是溫商，有什麼特殊的企業家精神和才能呢？為什麼現在全國創業主體，最多的就是浙商呢？

李強：說到創業精神，比較典型的是浙南、浙中地區的人，特別是溫州人窮則 思變，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經商闖天下。

比如說，現在的溫州人精神就是四種文化交融的結果，第一就是海洋文化，有冒險精神；二是山地文化，有吃苦精神；三是移民文化，比較團結，喜歡抱團做事；四是重商文化，溫州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提倡義利並重、通商惠工。

浙商的生命力特別頑強，他本身就是在十分艱苦的環境里闖出來的，什麼也不怕，哪裡也敢闖，所以在市場經濟中“一遇雨露就發芽，一見陽光就燦爛”。

不少浙商第一桶金是從擦皮鞋、彈棉花甚至承包公共廁所開始的，他們的商業價值觀是“賺一厘錢也是光榮的”。

這句話兩層意思，一是賺錢是光榮的、不是可恥的；二是賺小錢也是光榮的。

他們不怕辛苦、不怕利薄、不怕人家瞧不起。浙江人做紐釦、做吸管，一分一厘，就這樣聚少成多、集腋成裘。像義烏有一個企業做飲料吸管，做到了全球最大，利潤很豐厚。就是這種企業家精神，支撐著浙江民營經濟蓬蓬勃勃地發展。也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歷史文化積澱，才使得浙江擁有最龐大的市場主體。

財新記者：實業為基、產業升級上，具體有什麼規劃？

李強：目前，我們全面推動以治水為突破口倒逼經濟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四換三名”工程。

“三名”就是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四換”中，第一個“換”就是“騰籠換鳥”。以好的產業替代差的產業，包括產業間的結構調整，也包括產業內的改造提升。這個方面，既“抓大”，也“活小”。一手抓大企業、大項目，提高產業集中度；一手抓做精做優中小企業，通過“個轉企”“小升規”“規改股”“股上市”，推動產業層次提升。

第二個“換”， 是“機器換人”。看得見的是節約勞動力，應對“民工荒”，更重要的是推動創新成果轉化應用于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今年前三季度看，浙江專利授權量增長20%，企業技改投資增長34%，勞動生產率提高10%。

我非常看重這幾個數字，這說明我們的產業素質在加快提升。

第三個“換”是“ 空間換地”。土地、能源、環境容量是浙江發展的硬約束。

我講過一個理念，就是要把浙江全陸域作為一個大城市來規劃，進一步通過功能定位來優化空間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既要細算需求賬，又要倒算承載賬，用更少的資源要素支撐城市、產業發展。通過市場化手段倒逼企業轉型，提高單位要素產出率。對單個企業來說，可以通過建設多層廠房向空間要土地。

第四個“換”是“電商換市”。通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創新商業模式，讓傳統制造企業找到新市場，讓傳統市場找到新形態，讓要素、產品等流動更通暢一些。2012年，浙江專業商品交易市場成交額達1.58萬億元，網絡銷售額達到1.3萬億元，都是全國首位。今年11月11日，僅支付寶交易額就超過350億元。我們想把線上線下“兩個市場大省”融合起來，打造成“一個市場強省”，把市場的控制力提升上去，真正實現“買全球、賣全球”。

財新記者：實體經濟發展應該有更好的平台。

李強：確實如此，浙江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也不能再拼資源、拼消耗、拼環境、拼勞力了。這方面，大家都有了共識。需要把力量集中起來，從傳統工業區的開發模式上跳出來，絕對不能“夾到碗里都是菜”。需要選擇 一些區位條件比較好、產業基礎比較扎實、配套功能比較完善、有利於產城融合和高端要素集聚的區塊重點搞一些產業集聚區，這是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平台。

全省現在搞了14個產業集聚區，我們要求每個集聚區集中力量抓好兩三個技術領先、帶動力強的主導產業，能夠抓出成效、抓出名氣，就不得了。不一味以規模大小為取捨，既要抓龍頭型、基地型項目，又要抓專業化配套企業，通過龍頭引領，帶動龍身動起來、龍尾擺起來，還要把產業技術水平、企業研發能力抓好，使得產業立足在持續創新、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深度開發上。

相信隨著浙江不斷放開民資進入的領域，不斷打造產業集聚發展的新平台，不斷深化金融改革，民營企業能在實體經濟中風生水起。

民間金融：起步看溫州

“關鍵不在於增加多少個金融機構，

而是打通三條通道”

財新記者：說到這裡，就必然地和民間金融發展聯繫在一起了。現在大家還是很關心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這是2012年3月啓動的改革，現在進行得怎麼樣？最近我們注意到，浙江人大11月22日剛剛表決通過了《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

李強：這個條例是中國第一部民間借貸的地方法律，明年3月1日就正式生效了。

金融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創新與突破。溫州金改啓動一年多來，重點是解決“兩多兩難”問題，即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應該說，溫州金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階段性成效。比如，創建了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發佈了“溫州指數”，促進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機構改製，溫州銀行增資擴股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已經成為民資進入的突破口；推出“幸福股份”產品，以股權形式讓市民參與城市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項目；創新抵質押擔保方式，推出多元化動產抵押、貨物抵押、未來收益權抵押等49 個創新產品；推動民間融資規範化等。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溫州企業融資成本已連續六個季度下降，民間融資綜合利率連續八個月下降。總的來看，溫州金改一步一步走過來，邁的步子比較扎實。

溫州金改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光靠省里的資源配置和市里的自身努力是不夠的，尤其是政策性資源。不管怎麼樣，溫州金改還得繼續大膽探索，比如辦民資銀行、企業互保鏈化解等。

破解“投資難”和“ 融資難”的問題，就像人體的血液一樣，需要疏通經脈，讓血液流動起來，形成良性通暢的循環，這樣機體才更健康。現在問題你們也都看到了，大量的民間資金供給與大量的中小企業融資需求之間的通道沒有很好地打透，很多“血管”不夠通暢，“血液”難以輸送到市場主體的細胞。

這樣民間資金就脫離了實體經濟這個機體，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務院把溫州作為金融改革的一塊試驗田，就是希望溫州在這方面能夠探索出一條路來。

2012年以來，我們力求打通三條通道：第一條通道是讓民間的小資本能夠與大項目、大產業對接起來；第二條通道是讓銀行的大資本與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對接起來；第三條通道是最終實現民間資本、金融資本等各類資源與產業經濟、實體經濟對接起來。這三條通道打通了，我想“血脈”就打通了，前面講的“兩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溫州金改關鍵不在於增加多少個金融機構，而是打通通道，建好信用體系，處理好金融創新和防範金融風險，真正實蝦現三個對接。如果這三條路能夠打通，我們可能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來。

財新記者：怎麼實現這三個對接？

李強：浙江人的改革發展，從來就是既唱“國歌”，又唱“國際歌”。就是講，什麼時候都要考慮到風險、危機，要有憂患意識；什麼時候都要靠自己去闖，不等不靠。

我們希望溫州金改可以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實際的路子來。總的來說，溫州金改，我們是分幾步走。第一步是我們自己能夠突破的，或者說政策沒有明令不能幹的，可以大膽去闖一闖。

比如募集社會資本，推動民間小資本與大項目的對接。溫州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向市民募集了15億元。這種嘗試與突破很有意義。當然，我們也會慎重一些，風險上控好一些。

財新記者：民間金融大量以民間借貸的形態存在，此前確實出過不少問題，要發展民間金融，規範是繞不過去的。

李強：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步。溫州金改當中還涉及制度的規範。過去沒有規範的，比如民間借貸，這次我們規範起來了，就是《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的出台。

其實，民間借貸在溫州，不是這些年才有的，據說早在明朝就有了，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民間信用文化。過去溫州人在親朋好友圈子里借錢辦事或者辦企業，是從來不打借條的，也不問利息多少，規矩都是約定俗成的，雙方高度講信譽。這幾年，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民間借貸出了一些問題，大家比較關注。

這背後，其實是一些先富起來的溫州人看到了房產、礦產等行業能快速獲利，民間借貸進入了高風險投資領域，雪球越滾越大，過度高杠杆，一旦經濟出現波動，這種模式就難以為繼。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次我們謀劃了很長一段時間，起草了規範溫州民間借貸的地方性法規。之前，地方從來沒 有對民間金融立法。這個條例就最高利率、借貸雙方責任等關鍵問題作出了規範，也對定向債券融資和定向集合資金等民間融資行為提出了規範性要求，為的就是要改變以往民間借貸無法可依的局面。當然，溫州的金改光靠地方探索是不夠的，還得靠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

從全省來看，我們的金融改革不局限在溫州。今年開始，我們在溫州之外的台州、麗水、義烏等地進行了不同層面、不同類型的金融改革，力求在打通上述三條通道上做些探索。台州的金融改革，主要針對中小微企業，提升金融服務。麗水搞了以林權抵押貸款為主的農村金融改革。義烏圍繞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探索貿易金融模式，推動人民幣跨境業務、外匯管理和民間資本管理創新，讓貿易金融服務更便利化。

這些盆景，逐步培育起來，未來會成為一道道風景。

自貿區期盼：舟山版升級

“我們想做浙江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區，與上海自貿試驗區形成一個特色發展、優勢互補的關係”財新記者：浙江正在爭取在舟山設立自由貿易區，進展如何？

李強：很感謝你們關心舟山。今年1月國務院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就提到“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自由貿易園區，逐步建設自由港區”。

我們在努力推進，一直沒有聲張。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是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之後的第四個新區。

國家允許舟山群島新區先行先試，其中的一個方向就是要逐步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區。

上海自貿區搞起來，對浙江是一個利好。第一，我們毗鄰上海。上海自貿區一定會帶動周邊省份的對外開放。第二，上海自貿區分為四個片區，其中洋山保稅港區就在浙江舟山的土地上。

從整個浙江省地域形態來看，從嘉興沿海、杭州州灣到寧波、台州、溫州沿海，構成了一條外凸的弧線，其中凸出點是舟山，這是大開放的前沿，也是發展海洋經濟這個新增長點的主陣地。

舟山處於中國南北沿海航線與長江水道的交匯處，為遠東國際航線的要衝，是長三角對外開放的海上門戶和通道，與亞太新興港口城市呈扇形輻射的態勢，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國，舟山的島嶼數第一，海岸線第一，尤其是深水岸線第一。近幾年寧波- 舟山港一體化發展，貨物吞吐量2012年突破了7億噸，連續四年居全球海港首位。

舟山群島新區發展國際港口物流產業的優勢特別明顯，如果這個地方搞以大宗商品貿易為核心、高端海洋產業為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區，就能與上海自貿區錯位發展，形成互補，帶動整個長三角對外開放。

而且，我們還把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作為支點，撬動整個浙中、浙西南地區擴大開放。如果從義烏到寧波-舟山畫一條直線，搭在全省沿海的弧線上，就形成了浙江向太平洋的開放之勢，形如彎弓射箭向大海。這是陸海聯動、縱貫全省的新格局，是浙江人從錢塘江弄潮轉向大平洋弄潮的新圖景。李強：舟山和上海不完全一樣。舟山是海島，劃出來就是關外，採取境內關外的監管方式比較方便。

舟山建設自貿港區，有利於大宗物資的儲運和供給、加快發展高端海洋產業。舟山本身就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舟山設立自貿港區有利於拓展上海自貿區試驗範圍和領域，互為呼應，豐富功能，增強對外開放合力。因此，在舟山群島新區搞自貿港區優勢是得天獨厚的。一是區位優勢明顯、輻射範圍廣。舟山群島新區背靠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有大小島嶼1390 個；舟山港域深水岸線達280公里，占全國的18%，中國通往世界的7條主要國際航道有6條途經舟山，是建設大型深水碼頭泊位的最佳選址，輻射範圍涵蓋整個長江流域和中國南北海岸線。二是便於監管、高效運作。舟山群島四面環海，既有海上天然屏障與大陸自然隔離，又有跨海大橋與大陸相連，便於自貿港區有效監管、高效運作。且其經營、管理成本相對較低。三是風險可控、方便拓展。舟山群島人口、經濟總量相對較 小，相對其他地區，建設自貿港區風險較小、易于掌控。

舟山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可以推進大宗商品為主的貿易便利化，多年來已形成了大宗貨物貿易的一個集散地，如油品、鐵礦石、糧食、煤炭等。我們要健全大宗商品現代貿易體系，打造我國主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舟山港綜合保稅區的一期項目在11 月22日已經通過國家驗收了，就在舟山的本島，先在這個基礎上起步。我們的設想，努力做好浙江特色的自貿港區，與上海自貿區形成一個特色發展、優勢互補的關係。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厘清政

府權力

“將來，每一個部門的權力，即便是有來源的，也要評估適應不適應當前的情況。不應該有的、不適應的權力，就要努力改”財新記者：浙江新一輪改革是如何啓動的？

李強：今年1月，新一屆省政府成立後，我就說，改革是貫穿始終的頭等大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通過審批制度改革，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改革，縱向撬動政府自身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改革肯定能夠激發市場、民間的活力。現在企業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條條框框，抑制甚至扼殺了他們的創業創新激情。今年以來，省級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了46%，但這還 不夠。

浙江在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是確立負面清單式的管理模式。這裡面還有很多法律問題有待解決。比如我們原來老在糾結，減了多少項，幅度是多少，現在看來只講減少數量和幅度意義不大，關鍵是要弄清楚你保留了幾項？法律依據是什麼？即便是有法律依據，它在當下有沒有保留的必要和意義？厘清之後，那麼除了這些需要審批，其他就不需要審批，這就是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只要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符合法治精神，我們就繼續改革。省一級層面能解決的，我們就主動放權，需要更高層面解決的，我們就向上報告。

這個“負面清單”，對審批制度改革來講，其實就是部門權力清單。要明確每個行政部門到底有哪些權力，這些權力誰給你的，這些權力怎麼樣讓它更加規範，更加有限，更加有效。

三年前，我就在富陽市做過一個課題，搞部門權力調查研究。當時把富陽市政府及各部門的行政權力徹底清算了一遍，結果發現一共有7000多項權力。

現在看來，必須砍掉相當大一部分。將來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權力，即便是有來源的，也要評估適應不適應當前的情況。

不應該有的、不適應的權力，就要努力改。源頭在哪裡，我們就向哪裡報告。

這恐怕就是今後我們的政府，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從保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要舉措。財新記者：從整個省域來說，改革的載體如何確定？

李強：浙江新一輪改革，大體上分三個層面。首先是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舟山群島新區、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構成的“四大國家戰略舉措”，國家給了先行先試的政策，這些是“燈光舞台”，可以做很多探索性的文章，試點突破對面上的意義非常大。

第二個層面是以設區市為單位的改革深化，比如杭州自主創新示範區、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寧波對外開放綜合配套改革、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等改革試點；等等。

第三個層面是一批以縣域為單位的特色改革，基本上是今年點燃的“新爐子”。比如，在柯橋區開展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試點；在海寧市搞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試點，按照畝產論英雄的理念，創新土地、能源、水資源、環境容量等配置機制，目前已初見成效。下一步省政府還將在平湖市搞產業結構調整機制改革試點；在德清縣搞城鄉體制改革試點；在開化縣謀劃生態功能區建設試點。

這些試點需要借助基層的首創精神，不惜試錯，實現突破後，在全省推開。

公私關係：放鬆管制

“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社會自治之手，三只手都要給力，才能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財新記者：今年前三季度，全國新設市場主體增長了25%，而浙江增長了67%，增幅非常大。為什麼？

李強：目前浙江全省的企業有105萬家，加上個體戶，共有370多萬市場主體。

也就是說，每15個浙江人就有一個市場主體。今年前十個月，浙江新增企業數超過16萬家。一個重要因素是，年初我們推行了8項商事登記便民措施。前陣子，我到紹興市行政服務中心調研，那裡企業註冊2天就可以辦好。三中全會之後，義烏市已經明確要求，內資企業註冊只需2天，外資企業只需3天。

我想，市場要活，首先主體要多。

主體多了，競爭會更加充分，活力就更強了。所以，要開閘放水，降低門檻，放寬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場。

財新記者：民營企業渴望進入一些以往准入比較緊的領域，如基礎設施、能源、通信產業等。浙江對進一步開放准入有什麼打算？

李強：放開搞活，對民營企業是機會，對一個行業的發展也是機會，這是一箭雙雕的事。你說的這些行業都是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渴望進入的行業，按理說應當“非禁即入”，但實際上還面臨很多資格、資質、標準等隱性壁壘，大大增加了企業進入的成本。三中全會提出要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非常及時。要放活市場，給市場主體以平等的地位，就必須打破各種“天花板”“玻璃門”。

我們現在的做法，要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讓企業對清單外的領域自由進入，還要對一些領域進一步開放。這方面，溫州較早探索了民資辦學辦醫。

民資辦學辦醫要有回報，還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現在溫州民辦非企業法人學校可改製成企業法人，民辦醫療機構的住房公積金、融資等政策也明確了。溫州首批100所民辦學校分類登記順利完成，已簽約了社會辦醫項目29個，引進社會辦醫資本70多億元。還有很多公共服務項目，也可以向市場開放，由政府購買服務來解決。再就是清理資格資質 等前置條件，該廢除的廢除，該規範的規範。這些我們都在改革探索，只要有了比較成熟的做法，就在全省推開。

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提出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對浙江來講，現在既是發展的轉型期、矛盾的凸顯期，更是改革的攻堅期。

這個轉型，既包括經濟轉型，也包括政府轉型和社會轉型。就是說，我們不光要讓市場更有活力，還要讓社會更有活力、政府更有活力；不光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決定性作用，還要讓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更加有效，使社會這只“自治之手”更加完善。總之，這三只手都要給力，才能推動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財新記者：民營經濟進入公共服務，這在浙江是走得比較穩的。

李強：從發達國家看，公共服務是要分分類的，有的是政府直接供給，有的是面向市場放開的，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供給。政府應該保基本、保基礎，基本的公共服務應該要兜底，但更多的公共服務，能夠市場解決的，應該讓民間力量介入。

政府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公共服務的壓力是越來越大的，要善於讓民間的力量來彌補公共服務的不足，用民間的資本和智慧來破解民生難題，這是我們的思路。

所以，今年省政府特別就此出台了一個文件，開了一次大會，就是鼓勵民營資本辦醫辦學。民辦的醫院和學校，要充分讓市場決定收費價格，讓老百姓根據自身的條件來選擇。

公立醫院、公立學校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的，一定要保障好。我們現在鼓勵公立醫院包括學校與民間資本結合，讓更多元化的力量能夠聚合。

財新記者：都說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得益于政府無為而治，管得相對少。好像這些年政府管得多了以後，民營經濟反而有很多困難。你是怎麼看待民營經濟和政府的關係呢？

李強：我認為這不能叫無為而治，應該 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要把握好“為”的尺度和方式。

改革開放初期，那時候個體戶、民營企業、專業市場等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都是新事物，所以我們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比較放手。這幾年，有時候覺得政府這只“有形之手”，變成“閑不住的手”了，這和機構太龐大有關係。政府機構不光龐大，分割得又比較細，有時候給人的感覺就是管得比較多，反而綑住了市場主體的手腳。這就是為什麼除了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核心，我們著重強調政府機構改革，這也是中央的要求。

財新記者：你認為現在政府的角色應該 如何變化？

李強：我們覺得，不能讓“看得見的手”變成“閑不住的手”，不能讓小政府變成無所不包的“大管家”。我們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干預，讓政府的手歸位，讓閑不住的手收起來，讓伸得過長的手收回來，幹好該幹的事。

在我看來，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來說 有三條：一是有限，二是有為，三是有效。“有限”，指的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不是無所不包的萬能政府，職能邊界是有限的，權力也是有限的。“有為”，指的是政府是經濟運行的調控者，是市場經濟的監管者，是社會穩定的護航者，這些事都要有所作為。最後一個是“有效”，政府辦事要講適銷對路，提供的公共服務要對市場、對企業、對老百姓的路，還要講效率。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活力轉化為市場活力、社會活力，需要政府更有活力，這要從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做到有限、有為、有效。

明年，從大的方面說，浙江省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四件：抓改革、促轉型、治環境、惠民生。

改革發展的終極目的是惠民。我覺得，浙江的改革發展必須守住“百姓增收、生態良好、社會平安”三條底線。

百姓富裕是浙江的優勢，也是創業創新的基礎，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不斷提高，要繼續保持全國領先。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治安不能惡化，只能好轉。守住這三條底線，全面深化改革，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浙江就能繼續走在改革發展的前列。

自貿區金融改革介於管制和放開之間，具體放開程度多大，一看自貿區的細則，二看全國範圍內放開的步伐；高壓線仍是防範風險◎ 本刊記者 霍侃 ? 周群 ? 王力為 文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幾易其稿，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自貿區）的金融改革方案落地。

12月2日，央行發佈《關於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此前, 一行三會中只有央行尚未宣佈支持上海自貿區的配套政策。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意見》提出便利投融資匯兌、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利率市場化和簡化外匯管理四個領域的具體措施。為實施全過程風險管理，採取分賬核算管理方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孫濤告訴財新記者，《意見》反映了金融主管當局以自貿區為突破口推動金融改革的決心。從管理模式看，自貿區介於管制和放開之間，具體放開程度多大，取決于未來細則所列的條件及實施程度。

凱投宏觀中國經濟學家王秦偉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接下來，一要看自貿區的細則，二看全國範圍內放開的步伐。“自貿區開放應該不會比全國快出或超出很多”。

《意見》出台後，很多金融機構看到了雙向投資、資金池、個人財富管理等方面潛在的業務機會。但由於實施細則尚未公佈，很多具體業務還沒法開展。

頗受關注的一條是，在區內就業並符合條件的個人可按規定開展包括證券投資在內的各類境外投資。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這是本次尺度最大的政策，意味著區內個人可不再受QDII 限制而自行進行境外證券投資。

對於自貿區的個人境外證券投資將 如何開展，是否會像QDII 那樣設定額度規模，一位參與《意見》起草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要注意這條中的“按規定”，具體操作中很可能也有和合格境內投資者（QDII）類似的額度管理的內容。

更自由的資金流動

自貿區掛牌後，企業蜂擁而至。截至11 月22日，共新設企業1434家，其中外資新設企業38家，內資新設企業1396家。

企業看重的是自貿區在金融、航運、商貿、文化和社會服務等領域更開放平等的投資機會，負面清單之下更透明簡化的管理模式以及更便利的境外投資。自貿區開放的投資活動和新型貿易業態，必然需要更加自由的資金流動相配合，逐步放鬆資本項目管制是必須過 的一關。

年初，央行在部署2013年工作時指出，積極做好QDII2試點的相關準備工作。目前看來，類似QDII2的機制可能在自貿區率先啓動。

“在區內就業並符合條件的境外個人，可按規定在區內金融機構開立非居民個人境內投資專戶，按規定開展包括證券投資在內的各類境內投資。”這意味著自貿區內一定程度上對QFII 和RQFII 額度的突破。“但能否完全突破，還是要看規定怎麼定。”上述參與政策起草討論的人士說，應該不會一下子全都放開，只是說打算這麼幹，但是從額度、准入條件上，都還沒有明確。

一家尚未在自貿區設立分行的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人士，非常看重這一項突破帶來的財富管理機會。他很關心“各類境內投資”究竟是哪些投資，境外的個人投資者能不能到境內來買理財產品。

“我們希望開放這塊，因為國內理財產品年化收益率都在5%、6%，而且隱含保本，國外難以找到這樣的投資渠道。”上述私人銀行業務人士認為，如果放開，在自貿區內估計會被瘋搶。所以，估計個人的額度還是有限制的，否則可能會對國內金融市場產生衝擊。

市場開放方面，《意見》的提法與9月29日證監會發佈的資本市場支持自貿區的政策措施一致，重申區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可按規定進入上海地區的證券和期貨交易所，區內企業的境外母公司可按規定在境內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此外，《意見》還指出，經批准，自貿區 分賬核算單元可在一定額度內進入境內銀行間市場開展拆借或回購交易。國泰君安策略分析師時偉翔認為，企業、個人、金融機構在跨境投融資、證券投資方面被賦予極大的自由度。雖然實施初期，被施加了一定的條件限制。

但從中長期角度看，自貿區的可複制、可推廣，使得上述跨境投融資實踐將逐步變為中國的資本項目開放。

對於這些政策的影響，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認為，當前境內資金利率高、境外資金利率低，境內股票結構性高估、境外股票估值較低。更便利的資金流動，由於套利和比價的作用，將逐步減小金融產品的內外價差，或使之在匯率的近遠期差價層面得到反映。

“考慮到區內實體經濟和金融活動的規模非常小，並且盡管資金流出放開，但在資金流入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管制，預計短期內這些政策對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相對有限，但其中長期影響的方向需要注意。”高善文指出。

《意見》提出的”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已經率先啓動。在12月5日的“金融支持自貿試驗區實體經濟推進會”上，七對銀企簽署合作協議，包括四對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服務協議和三對跨境人民幣借款服務協議。

其中，工行上海分行、農行上海分行、中行上海分行、浦發銀行上海分行分別為上海寶鋼浦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醫學之星（上海）租賃有限公司、益海嘉里（上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麥維訊電子（上海）有限公司提供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服務；建行上海分行、交行上海分行、招行上海分行分別與上海暢聯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東方網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和上海城投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簽訂跨境人民幣借款服務協議。

同日，中行為益海嘉里（上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敘做跨境人民幣雙向現金池業務。這是自貿區首筆跨境人民幣雙向現金池業務，也是自貿區金融改革政策出台後的首單銀行業務，當日成功實現跨境收、付1億元和1.5億元。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在跨境人民幣使用方面，近兩三年來央行已經出台大量政策，已經放的很開了。此次央行的《意見》實際上是在原有的大步向前推進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前推進。

對於企業來說，會獲得很多便利和好處。

《意見》對在自貿區開展境內外租賃服務提供更多便利。一位國有銀行自貿區分行負責人說，“取消金融類租賃公司境外租賃等境外債權業務的逐筆審批”，意味著金融租賃公司可以更加便利地獲得境外的低成本資金；“允許金融租賃公司及中資融資租賃公司境內融資租賃收取外幣租金”，對企業節約財 務成本和套期保值、風險控制是很大的變化。

謹慎的風險管理

盡管《意見》表達了監管層開放資本項目的意願和態度，但防範風險之弦依然緊繃：行文中多處“按規定”為把控開放力度和速度埋下伏筆，“反洗錢、反恐融資、反逃稅”依然是底線，跨境異常資金流動仍處於密切監測中，央行最終仍保有根據形勢判斷採取臨時性管制措施的主動權。

自貿區金融改革試驗的風險防範從分賬核算入手。《意見》對分賬核算作出詳細解釋，即自貿區內的居民可設立本外幣自由貿易賬戶（下稱居民FTA），非居民可在自貿區內銀行開立本外幣非居民自由貿易賬戶（下稱非居民FTA），上海地區金融機構可設立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

對於FTA 與境外賬戶、境內區外賬戶之間資金如何流動，《意見》第五條分三句話作出界定。一是，“居民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外賬戶、境內區外的非居民賬戶、非居民自由貿易賬戶以及其他居民自由貿易賬戶之間的資金可自由劃轉。”這意味著FTA 與境外完全打通。

二是，“同一非金融機構主體的居民自由貿易賬戶與其他銀行結算賬戶之間因經常項下業務、償還貸款、實業投資以及其他符合規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辦理資金劃轉。”這意味著同一主體的居民FTA 是有條件滲透。

上述國有銀行自貿區分行負責人認為，只說“可辦理資金劃轉”，不像有些條款說要經過審批或符合條件，現在理解為只要符合償還貸款和實業投資的細則解釋，就能做。

對於非同一主體賬戶，第三句指出“居民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內區外的銀行結算賬戶之間產生的資金流動視同跨境業務管理”。

從這三句話可以看出，自貿區與境外完全打通，與境內區外有限滲透。央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張新指出，自貿區企業是有機生命體，完全封閉不符合客觀規律，有限滲透是客觀現象，也是合理的政策選項，關鍵是要做好制度安排、管理好風險。

至於滲透程度多大，上述參與政策討論的人士說，還得看實施細則，例如第二句中的“其他符合規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就還有解釋空間。

連平認為，很有可能在《意見》所提的“償還貸款”方面，貨幣可能不一定能夠兌換，“可以從境外融資來還境內的貸款，如果再給其提供貨幣可兌換，那就意味著資本流入放開。我理解，這次不一定會提供兌換。”分析人士認為，FTA 有離岸賬戶的特徵。但張新強調，自貿區內組織開展的金融業務都是在岸業務，離岸金融不是自貿區金融支持措施的目標，離岸金融中心也不是自貿區建設的選項。自貿區的政策措施如果成功實施，將來都會在境內區外複制、推廣。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上海自貿區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目的，並指出，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

上海自貿區獲批後，已有天津、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江蘇等省市提出籌建自貿區的設想。公開信息顯示，天津籌備的東疆自貿區和廣東籌備粵港澳自貿區，近期與中央層面互動頗多，商務部等部門已經進行了實地調研。

相對隔離風險

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此前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說，如果“一線放開、二線管住”，自貿區就變成了離岸市場，和內地市場就不通了，實際上就沒意義了，離岸市場已經有香港。

盡管如此，分賬管理可以起到相對隔離風險的作用。上述參與政策討論的人士說，現在不太好預估自貿區賬戶和境外賬戶之間會有多少資金量。分賬隔離後，可能的資金大進大出相對集中于自貿區賬戶和境外賬戶之間，不會對境內區外賬戶和實體經濟造成太大影響。

“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因向區內或境外機構提供本外幣自由匯兌產生的敞口頭寸，應在區內或境外市場上進行平盤對沖”的規定，也體現了風險隔離的意圖。

如何應對自貿區的資金利用跟打通和境內有限滲透的機會套利，是對監管者的挑戰。除了分賬核算，《意見》並未放開自由貿易賬戶內本外幣資金的自由兌換，而是稱“條件成熟時，賬戶內本外幣資金可自由兌換”。

上述參與政策起草討論的人士說，在幣種上分條塊管理，是為了避免有人通過FTA 套利、套匯，盡可能避免產生雙重匯率。

《意見》第十五條規定，“區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可從境外借用人民幣資金，借用的人民幣資金不得用于投資有價證券、衍生產品，不得用于委托貸款”，也是針對可能出現的杠杆套利。

此外，考慮到目前境內資金利率高于境外，利率市場化較為謹慎。《意見》未提及存款利率上限放開，只提出在區內實現大額可轉讓存單的先行先試。

王秦偉認為，目前看來自貿區是一個隔絕的系統，在自貿區內實現一定的金融市場放開，但在境內區外，理念上是要加強管制，防止金融套利。這種情況下，對境內區外的輻射影響比較有限。

但高善文認為，盡管自由貿易賬戶內的本外幣自由兌換受到限制、存款利率繼續受到控制，在資金流出完全開放、境外離岸人民幣兌換相對便捷、存款利率無管制的背景下，這兩項管制在操作層面有效執行估計並不容易。

“劃區推進的漸進式改革模式的效果，注定會隨著時間推移效果越來越差，直到最後不得不完全放鬆。”孫濤說。

《意見》指出提供多元化的風險對沖手段，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基於自身風險管理需要，可以按規定參與國際金融市場衍生工具交易。

王秦偉認為，更多依靠或有意培養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將為未來全國的推廣和放開，積累金融風險管理的經驗。

本刊記者王曉慶對此文亦有貢獻

引入外部投資人，解決公司體制問題，資產重組有進有退，

重塑石藥的財富管理版圖

蔡東晨 石藥集團董事長 劉冉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最大藥企石藥集團一度輝煌，上市後占據市場首位。但很快遭遇行業困境，市值大幅縮水。石藥主動走向轉型之路，引入市場化的大型PE 控股已近六年的時間，產權結構改變、公司治理晉級及一系列的資產重組後，石藥轉型效果如何？更激進還是更有成效 ？

石藥集團始建于1938年5月，其控股子公司中國制藥（1093.HK）（下稱香港石藥）于1994年在香港主板上市，成為內地首家在香港上市的醫藥企業。

1997年，河北制藥集團、石家莊一藥集團、石家莊二藥企業集團等幾家市屬企業聯合組建石藥集團。石藥集團擁有原料藥、成藥和醫藥商業三大業務板塊和維生藥業、中諾藥業、歐意藥業、恩必普藥業、銀湖制藥等三十余家下屬公司，現有資產總額200億元。

1999年和2003年， 由於青黴素系列、維生素、7-ACA、頭孢菌素類產品市場行情走好，石藥集團依靠巨大的規模和技術優勢雄踞國內，2003年，石藥集團銷售、利稅、利潤總額都位居醫藥行業首位。

2007年6月，聯想控股正式以8.7億元人民幣全資收購石藥集團，持有後者100% 股權，17個月後，聯想控股旗下弘毅投資接手石藥，目的是將醫藥業務全部轉移到弘毅投資，以避免與聯想控股今後的直接投資產生競爭。

2012年6月，大股東將集團的三家成藥公司恩必普、歐意、新諾威注入香港石藥中。截至目前，香港石藥總股本達59.08億股，市值300億港元，已成為香港市值最大的醫藥上市公司之一，並成為香港恒生紅籌股指數成份股。

經過管理層股權激勵後，弘毅投資持有石藥集團80% 左右的股份，石藥集團持有香港石藥約75% 左右的股份。

今年10月10日，聯想控股之弘毅投資通過旗下Jinling Investment 及Joyful Horizon 擬以每股4.04元至4.1元，配售5億股舊股，占已發行股本13.1%。配售價較停牌前4.35元折讓5.7% 至7.1%，套現20.2億至20.5億元。

1953年出生的蔡東晨從1984年起擔任河北制藥廠廠長，1994年擔任河北制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自1997 年至今擔任石藥集團董事長。

10月15日，蔡東晨在石家莊石藥集團總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暢談了石藥不得不走的轉型之路、資金管理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對話摘登】

給老虎插上翅膀

財新記者： 石藥集團上市公司從2011年應占溢利2.3億港元，到2012年的21.6億港元，你認為是什麼實現公司價值的這一變化？

蔡東晨： 靠轉型，我們成功從原料藥生產商轉型為創新藥、製劑藥製造企業。5年前，我們原料藥和成藥的銷售收入比重是7:3，今年原料和成藥的銷售額比重正好反過來，變為3:7。現在石藥的創新藥占利潤的90%，加上製劑藥就是100%。

2003年後，原料藥出口量銳減及VC 市場呈現低迷狀態，石藥業績大幅下滑。2005年，香港石藥三大原料藥青黴素、頭孢、維C 的銷售收入占全年銷售收入的75%，全年淨利約1.56億港元。

2006年，香港石藥營業額雖然同比增長11% 至約35.4億港元，但純利卻同比下降90% 至1566萬港元。與輝煌時期的2003年相比，2006年中國制藥（1093.

HK）的市值已縮水至20多億港元。

石藥不得不走向轉型之路。到2012年，香港石藥新特藥三大品種恩必普、歐意、新諾威銷售收入占全年總收入的75% 左右，稅前利潤合計約為4.2億港元，超過公司總體利潤的90%。而原料藥當年銷售收入僅占全年總銷售額的25%。

財新記者： 弘毅入主石藥的初衷至今是否有改變？弘毅的加入給企業帶來哪些變化？

蔡東晨： 根本原因是弘毅與石藥的想法不謀而合，要轉型做製劑成藥，減少原料藥比重。雖然轉型初期，製劑成藥的研發拖累了公司的整體盈利，但弘毅仍然在戰略上給予全力支持。

弘毅更多的是戰略性管理，他們比較相信石藥管理層，並未插手公司具體經營管理，讓管理層放手去幹，不用經營指標綑綁管理層，使得管理層真正發揮了作用。

弘毅投資入主石藥後，從股權激勵、薪酬設計、管理層的自主權等多方面進行改革，改變企業原有機制，實現股東利益和管理層利益的一體化和最大化，最終實現轉型目標。

聯想入主石藥時，該公司董事長柳傳志說過，石藥是一隻老虎，他要給老虎插上翅膀，就是讓管理層持股。

目前，石藥有超過100名的核心管理人員都分到公司股份，占到石藥集團母公司25% 的股權。薪酬方面，石藥改變原有國企體制，向市場看齊。

在財務管理方面，弘毅凸顯其資本市場背景優勢。一方面，把石藥納入聯想系企業的授信，使石藥集團獲得授信資金量增加，同時還為石藥引入境外投資銀行，如東亞銀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等，幫助我們拓展國際業務。

資金管理得失

財新記者： 石藥集團如何管理資金？

蔡東晨： 簡單說，在資金管理上，石藥將投融資權力集中到集團，由集團的一支筆簽字，給子公司剛性預算指標，子公司只要把預算指標用好了，不會被束縛，效益反而更高。

由於醫藥企業有顯著的應收應付賬款管理特點，石藥的做法是主要根據一些資信的控制來促進銷售。應收賬款方面，集團針對不同客戶的特點，發放不同的產品資信額度，由石藥財務部進行監控，監督回款，上市公司也會審計監 督回款。

財新記者： 目前石藥集團股價每股5港元左右，市盈率在27-28倍間。而中國生物制藥（01177.HK） 對應今年淨利潤的市盈率在33-34倍之間。恒瑞醫藥（600276.SH）的市盈率則達到39倍。您之前曾說過石藥集團被資本市場低估了，但也有人認為石藥的研發能力尚有差距，尤其是在抗腫瘤產品方面，您怎麼看？

蔡東晨： 我們還是希望能有更高的估值，我們的心腦血管、神經類產品絕對 是第一名的，目前這兩類疾病在中國已排到前幾位，市場需求量很大。中國是癌症大國，我們今年專門成立了抗腫瘤藥事業部，現在已有130多人的銷售隊伍，並擁有國家一類新藥津優力、首仿藥多美素等10余個優勢品種，目前正在逐漸增加學術推廣力度。預計後年會有新品種繼續上市，後續多個脂質體平台儲備的藥品都能跟上。

在一類新藥研發方面，目前石藥已經有25個一類新藥的儲備，其中12個在臨床階段，主要集中在五個領域：心腦血管、抗腫瘤、代謝、抗感染（抗病毒）、精神類疾病。其中進入三期臨床的有2個，關於代謝類的糖尿病藥屬於生物制藥，有望成為世界大藥，能做到10億美元。

我們最近在國外找了一個合作伙伴，進行了專利授權，他們在歐洲和美國去做臨床，上市以後，我們可以拿銷售額的提成，這比我自己做利潤率還高，也很穩定。所以說，目前我們有品種豐富的研發產品，未來可以帶來豐富的現金流回報。

財新記者： 石藥的資產負債率為何明顯超出行業水平？年報顯示，2012年末，石藥集團流動負債62.4億港元，非流動負債6.94億港元，權益總額136.99億港元，企業資產負債率達50.6% ；同期哈藥股份（600664.SH）負債率為44.8% ；恒瑞制藥（600276.SH）負債率僅為7.6%。，2012年的財務費用達到6009萬港元。石藥如何降低企業的財務成本？

蔡東晨： 石藥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偏高，是因為我們有較多的原料藥業務。原料藥的生產需要的資產規模較大，對應的現金需求量較大，銀行貸款較多。而哈藥股份原料藥業務小，恒瑞醫藥原料藥業務更小，幾乎都是製劑成藥。我們預 計今年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資產負債 率會下降，因為我們今年把一部分原料藥資產轉售出去了。

財務費用的降低主要是依靠境外融資代替境內融資，比如在香港獲取一些銀團貸款、在香港市場發行債券。同時，將出口的美元應收賬款賣給外資銀行，以換取低利率的美元貸款，這些貸款的利率通常在2%-3% 左右，以替換國內的銀行貸款，國內貸款的利率一般在6% 左右，這大大降低了資金成本。這種方法還可以提高回款速度，一般出口產品應收賬款回款期較長，經常要等三個月之後才能回款，而外資銀行用美元直接買斷這部分應收賬款，使得回款迅速完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總體而言，今年石藥的資產負債率和財務成本會有所降低，但未來還要看是否會進行一些投資，同時財務成本對藥企的報表影響並不大。我們認為，合適的債務杠杆實際上是可以提升公司效益的。

財新記者： 目前原料藥佔用石藥資金規模較大，增加企業財務成本，不僅沒有給企業盈利，反而帶來虧損。未來打算如何處置原料藥業務？

蔡東晨： 原料藥哪個品種是否繼續發展，要看三個指標：規模、技術和成本，將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果三個指標均是第一，就堅持做下去，如在全球市場佔有量超過50% 的產品咖啡因、維C 等將大力發展。排第二的我也做，採取“ 跟隨”策略，如頭孢類產品。市場佔有率排在第三位的產品將直接“ 關、停、賣”，我的理念是不做“小三”。

去年和今年，石藥已經賣了2個原料藥廠，關了1個原料藥廠，把青黴素板塊的資源騰挪出來，把人和有限的資金向新藥上轉移。現在石藥有全世界維C 市場最大份額，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維C 是個增長的品種，中國目前需求量一萬多噸，美國三萬多噸，中國人的健康觀念在逐漸加強，維C 市場未來還有較大增長空間。

未來資本運作

財新記者： 銀行目前提供的服務有無創新？目前企業債務成本呈上升之勢，你們有何壓力和需求？

蔡東晨： 銀行目前提供的供應鏈金融服務非常好，一是促進上游廠商對我們穩定的供應；二是促進我們的產品銷售後能及時回款。

對我們的上游供應商來說，資金緊張就不能大規模供貨給石藥，但銀行提高授信後，規模可以做大，成本可以降低，石藥占據了關鍵的成本優勢。

對下游而言，採購了石藥的貨，原來可能不能及時回款，但下游獲得授信以後，能夠把錢及時支付給石藥，一方面降低了自身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了石藥的融資成本，加速了石藥集團應收賬款的回流。

不過，創新藥的研發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費用，現在的銀行給的還是行業基準利率，希望在此基礎上，銀行能給高新技術企業一些貸款優惠，尤其在高新技術產品如創新藥的研發階段。

財新記者： 除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石藥還進行哪些渠道的融資？

蔡東晨： 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效益的提高，融資能力也逐漸提高。石藥的評級是AA 級，可以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再加上企業債、公司債等渠道，融資通道還是多樣化的。

財新記者： 目前石藥集團母公司是否會引入其他股東？

蔡東晨： 這要看控股股東聯想的想法。

目前石藥的業務暫時還不需要大量的資金，因為製劑成藥是相對來說佔用資金比較低的業務，費用更多的是花在市場上，做廣告、市場維護、推廣和銷售業務員等方面。

財新記者： 石藥自身是否會成立PE，考慮對一些企業進行股權投資？

蔡東晨： 我們以產業投資為目的，追求產業回報，而非資本運作。有閑置資金會收購一些合適的產品、文號、藥廠等，擴大產業規模，提高生產效益。

財新記者： 是否有打算赴歐洲、美國等地收購當地制藥企業，以實現公司的國際化？

蔡東晨： 目前並不將收購作為戰略考慮。我們五六年前就已做了研究，要看我們的發展戰略需求，有合適的項目會考慮收進來。

國際化方面，石藥主要做三方面，一是中國批的化合物，在美國也做研究。今年上半年已提交美國FDA 丁苯軟膠囊的新藥臨床（IND）申請，開展二期臨床，另一個產品在美國明年年底也將開展二期臨床。

二是在美國做仿製藥，美國FDA 也已經給批了三個品種，允許石藥在美國市場銷售。還有九項產品的簡約新藥申請（ANDA）亦已遞交美國FDA，明年還有幾個將得到批准。“這些藥是我們石藥的牌子，能自己做銷售的我們自己做，不合適的就交給當地代理商”。

三是採取技術授權的方式開展國際合作。我們研發的具有高技術門檻的仿製藥、專利藥的技術可以授權給美國制藥公司或藥品經銷商去開發美國、歐盟等市場，技術授權不僅收取技術費用，每年還將按一定的銷售額比例收取提成。

ipo 重啓在即，新股發行體制全面轉向註冊制，多項新規細則呼之欲出，市場之手如何取代行政之手， 監管歸位◎ 本刊記者 蔣飛 鄭斐 楊璐 王申璐 文

法制強則市場興 P89

新一輪IPO（首次公開發行）的重啓來得突然，更重要的是，這次確定了註冊制的改革方向，相關改革配套措施的力度前所未有。

11月30日，周六，之前毫無徵兆，在北京的幾家券商和基金公司高層接到來自證監會的電話：“請下午來會里開會。”電話里沒有透露會議內容。這些久經陣仗的市場人士猜測，暫停超過一年的IPO 應該有動作了。

下午2點半，與會者聚集到證監會一樓會議室。一些人身著西裝，一些人休閒打扮，有人一小時前還在爬山。會上，他們收到一份文件——《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證監會發行部、上市一部和市場部的三位主任到場交流。

3點整，針對此次IPO 改革信息披露的新聞發佈會在證監會另一間會議室召開。

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全文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部分，提到了要向註冊制轉變，但市場仍然沒有想到，改革來得這麼快，方向這麼清晰，配套政策這麼多。

“發行制度改革談了很久，市場人士預計沒那麼快，沒想到這麼快就出來了。”11月30日晚，中國證券業協會副會長、天相投顧董事長林義相接受央視專訪時說。

與今年6月份發佈的《意見》（徵求意見稿）相比，正式發佈的《意見》進行了至少10處重大修改，首次明確提出IPO 審核不再對發行人的盈利能力、投資價值做出實質性判斷，只審核申請材料和信息披露的合規合法性，同時加大了保薦機構的責任，並明確創業板不得借殼，在主板和中小板借殼上市需完全等同于IPO 等。

改革力度之大，顛覆了過去歷次停留在技術性改良的發行審核體制，IPO 向註冊制過渡，不但開宗明義被首次提上日程，與之相配套的政策措施也綱舉 目張，陸續出台。監管者漸進放權，正在卸下“裝在政府身上多餘的手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語），革了過去核准制的命，第一次“觸及了靈魂”；另一方面，審核制退出後，監管歸位，如何解決證券監管法律規章體系不夠健全，如何提高監管有效性，已成為最迫切挑戰。

按照改革進程，首批已經過會的83 家企業2014年1月上市在即，已經排在上市審核通道里、通過財務核查的700 多家企業也將在2014年逐步上市。更多的企業重燃了IPO 的希望。

11月16日， 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公開表示，“註冊制改革是發行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是還權于市場、還權于投資者的重大改革，註冊制不是登記生效制，股票發行不是不審了，更不是垃圾股可以隨便發了，而是審核方式要改革。證監會要進一步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把證監會職能切實轉到維護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維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上。”

改革轉折點

接近全會公報起草小組的人士表示，證監會對發行體制改革思路的轉變是隨著文件的起草步步深入的。9 月，證監會再度上報新股發行改革方案，較6 月份的版本發生較大幅度變化，註冊制映入眼簾“今年上半年， 會里想的是儘快重啓IPO，讓市場恢複融資功能。” 一位接近證監會股票發審的人士對財新記者說，“《意見》最初的修訂也是圍繞著這一思路進行的。”中國證監會自2012年11月停止了IPO，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暫停。外界本來猜測，暫停IPO 是為了避免股市的指數下跌，為召開的十八大“保駕護航”。現在看來，管理層的用意也許並非那麼膚淺。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證監會內一線工作人員而言，註冊制只是遙遠的彼岸。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認為，在中國國情下，投資者與市場成熟度遠遠不夠，放開對上市企業質量的審核，勢必會引發各類風險，這需要監管當局組織專業力量，為投資者把關。因此，對發行制度的改革，一直停留在千方百計如何提高把關質量、解決IPO 發行的“三高”（高發行價、高市盈率、高融資額）問題、 嚴密監控募集資金投向等方面。

但事與願違，往往按下葫蘆起了瓢，嚴格的發審制度在必然的機構公關攻勢下，還引發了市場議論紛紛的“黑箱操作”、發審會拜票等尋租問題。（參見本刊2013年第4期封面報道“發審的秘密”）在經歷了對700多家擬上市企業最嚴厲的一輪財務核查後，6月27日，證監會對外公佈了《意見》徵求意見稿。

這份文件著重在定價約束和中介機構責任上做文章，引入了主承銷自主配售等更為市場化的新機制，甚至罕見地取消證監會對發行節奏的調整。但與過去歷次的發行體制改革一樣，大部分措施仍集中于技術操作層面，仍是審核制的修修補補，未提及根本性的股票發審方式轉變。市場人士對此頗有微詞，稱之“沒有觸及靈魂”。

外界並不了解的是，這一改革方案也未獲得新一屆高層領導的肯定。由於證監會將IPO 重啓與《意見》正式公佈掛鈎，600多家在審企業、83家已經審核通過企業只能繼續等待，IPO 重啓沒有時間表。

當然，發行方式向註冊制轉變從來不是新命題。證監會原主席助理朱從玖強調發行制度應“以信息披露為中心”；接替他主管發行工作的副主席姚剛又加了一句“淡化盈利能力判斷”。這樣的表述從2012年初開始反復出現，直至此次改革明確取消了監管當局對盈利能力等實質性審核，轉向合規性審核、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註冊制。

今年8月底，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于11月召開。全會主要討論和制定經濟領域的改革方針，全會公報的起草小組4月即成立，各部門撰寫有關建議，之後多輪討論徵求意見，最終形成文字。

接近全會公報起草小組的人士表示，證監會對發行體制改革思路的轉變隨著文件的起草步步深入。

9月，證監會再度上報另一個版本改革方案，這一版方案較6月的版本發生了較大幅度的變化。

9月13日，證監會主席肖鋼召開了一次較高規格的座談會，與部分券商和學者就新股發行改革方案進行探討，希望進一步凝聚共識。這次座談會首次談及註冊制的改革方向，甚至希望能在國慶節前發佈。

“本來那是比較好的窗口，因為如果9月30日公佈的話，市場可以利用國慶長假加以消化。不過，最後結論是，還是要等三中全會定調。”上述接近證監 會的人士說。

IPO 久拖不開， 市場各方焦慮萬分。這種情勢既增加了市場運行的不確定性，也與發揮資本市場功能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政策導向背道而馳。證監會每周五的例行新聞發佈會，次次都會被問及IPO 何時重啓。直到9月27日國慶假期前，證監會新聞發言人的口徑

有了變化：

“新股發行長期停頓，不利於企業正常的股權融資活動……但是，必須對 過去IPO 的辦法進行較大的改革，最大限度地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因此，重啓IPO 必須與體制機制改革相結合，重在改革，重在理順新股發行體制中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促進市場參與各方歸位盡責。”這番表態，預示著此次改革將直接觸及證監會行政權力。

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發佈。《決定》明確提出，“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

11月19日，肖鋼公開發表了對註冊制的看法。他認為，註冊制改革要旨在於“還權于市場、還權于投資者”。他同時表示，改革需要循序漸進，“牽一發而動全身”，“會帶動和促進很多方面的改革”。

註冊制的靈魂

註冊制並非簡單登記備案，即可發行上市，其靈魂是信息披露的充分透明，讓陽光照進黑箱，把選擇權

還給市場

註冊制和審核制的區別到底何在？註冊制的核心是什麼？有衆多附加條件的註冊制，是否會變成另一種實質上的核准制？

普華永道中國及亞太區審計部主管合伙人趙柏基表示，註冊制的靈魂是信息披露。那麼，到底什麼樣的信息披露文件才是高質量的？趙柏基表示，首先是相關性原則，披露的信息應該和投資人的投資決策有直接的關聯；同時要遵循充分披露原則，披露的信息必須真實、準確、完整、及時，不遮遮掩掩、避重就輕；此外，信息還要具備整體思維原則，改變目前單一的思維，把財務數據和非財務信息有效的結合起來；還有易于理解原則，方便投資人進行閱讀 和理解。

趙柏基說：“以往的發行文件中，各部分內容都是分散隔離的，管理層分析、財務數據、挑戰等，信息與信息之間沒有關係。未來需要整合財務和非財務信息，比如直接指明這個發行人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什麼？打算如何應對風險？管理層如何管理公司？”根據《意見》，證監會接到發行申請的那一刻起，申請材料即掛網，從這一刻開始到發行結束，全過程信息公開。

證監會將在三個月內，依照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作出核准、中止審核、終止審核、不予核准的決定。

過去實踐中，很少有企業能在三個月內拿到批文，審核一兩年的情況很常見。這一方面是因為發行人的申請材料常常質量不高，甚至故意迴避關鍵問 題；另一方面則是證監會發審流程缺乏硬性約束，審核人員仍然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未來如何做到三個月內完成審核過程呢？

要提高效率，監管者需做出改變。

一方面是充實人員。目前證監會從滬深交易所大量借調專業人員充當審核員，原則上超過兩年需返回原單位，每個預審員手里都沉澱了大量項目。“發行人經常耽誤時間，預審員人手又這麼少，遇到疑難問題就只能中止了。”熟悉證監會發審工作的投行人士說。

顯而易見的是，監管人員的專業水平需要持續提高。美國的IPO 從註冊到生效，需要進行三四輪甚至更多的問答反饋，通常第一輪問題數量最多，達到數十條甚至上百條。在中國的核准制實踐中，這個過程類似“意見反饋”環節。

目前中國證監會的預審員對發行人和中介機構的反饋意見，一般有二三十條。

“不是說預審員不敬業，而是很多工作人員此前從未有金融機構或者企業從業經歷。”某投行人士表示，境外監管機構主要業務人員，大多有投資銀行或專業機構的從業經驗。

第二個層面則是規則的統一性。證監會一位相關負責人對財新記者說，發行審核部門正在對2011年和2012年的700多份反饋意見進行梳理，分析評估之後重新制定一套規範標準。“今後針對同樣的問題，不同預審員提問的方式應該一致。”此次改革意見沒有提及證監會與交易所之間的權責劃分問題。如果證監會對發行人的審核向註冊制的方向過渡，那麼交易所的審核職能是否可以得到重塑？滬深兩個交易所如何在有限競爭的基礎上，自主建立符合其各自定位特徵的上市標準？

在目前的體制下，交易所與證監會實為一體。在交易所自身的改製和權力監督體系並無推進的狀況下，審核權下放交易所，實際意義有限。

目前，證監會首先在新三板上進行了初步探索。企業在新三板掛牌和定向發行，證監會不進行實質性審核，合規性審查的工作也完全交給新三板運營機構處理。

向惡性造假宣戰

一個造假項目可以毀掉一家投行——監管當局試圖建立起這樣的

行業規範底線

12月1日，也即改革方案公佈的第二天，中信證券召開投行部電話會議，所有股權業務線的高職級員工和有項目在身的保薦代表人悉數參加。

“股權業務終於可以啓動了。但是這活兒不好幹，保薦機構的責任很大。”主管投行業務的董事總經理陳軍用這句話作為開場白。

市場歡迎註冊制的同時，也有一大擔憂揮之不去，就是如何應對造假潮。

即使在嚴格的發審制度下，近年來，一些惡性的上市造假事件也接連發生。綠大地、新大地、萬福生科（300268.SZ）等農業企業出現數額巨大的財務造假；山西天能在對經營業績注水時，利用當地政府下屬公司賬戶進行資金循環。至於上市後被發現財務造假的案例更數不勝數，即使對當時的責任人追究後，涉案上市公司也無法退市，只能尋求重組來擺脫困境，從而引發一輪又一輪的假重組騙局。

長期來看，治理欺詐需要有完善的事後追責機制，提高違法成本，增強執法威懾力。作為IPO 的第一關，證監會希望保薦機構能夠盡職履責，通過審慎的盡職調查，防止發行人的道德風險。

但保薦機構也在發行業績和自身聲譽中搖擺，實際自身也有比較大的道德風險，個別情況下甚至成為造假的幫兇。

在成熟市場，來自買方業務線的壓力通常能督促投行在承接賣方業務時保持足夠的審慎性。因為一旦其推薦上市的股票被發現欺詐，投行的聲譽將受到毀滅性的影響。中國市場尚未形成此類約束，監管者選擇以嚴厲的行政處罰來 補位。

平安證券在過去幾年的創業板、中小企業上市中行為激進。2011年，它超過中金公司，成為A 股IPO 市場承銷金額的第三名，進入投行的第一軍團，但隨即嘗到了苦澀的代價：其保薦的多家公司被發現財務造假，如勝景山河；在兩名保薦人被處罰後不久，再次爆出萬福生科上市造假的重大丑聞，僅僅犧 牲保薦代表人已不足謝罪。

在肖鋼擔任證監會主席之後，平安證券遭到了保薦機構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處罰措施，除了被敦促拿出3億元主動先行賠付投資者，保薦機構的資格遭暫停三個月。

在今年的財務專項檢查期間，證監 會還依據相關規章執行“立案即暫停”原則。即保薦機構因保薦業務涉嫌違法違規處於立案調查期間的，證監會暫不受理其推薦。

為了“保證”上市公司的質量，保薦機構需要擔責的情形遠不止于此。如果發行人業績大幅下滑，且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信息，保薦機構也不能免責。國信證券今年就因為其保薦的企業隆基股份（601012.SH）業績大幅下滑且沒有及時披露而被立案調查。

此次《意見》進一步明確，發行人上市當年營業利潤比上年下滑50% 以上或上市當年即虧損的，中國證監會將自確認之日起即暫不受理相關保薦機構推薦的發行申請，並移交稽查部門查處。

某保薦機構負責人表示，這條規定“太厲害”。按照證監會目前的做法，上市當年業績下滑50% 只是對保薦代表人採取措施，現在卻延伸到保薦機構。而且一個項目出問題就牽連到整個公司的所有項目，保薦機構自身也將被稽查部門立案處理。

《意見》同時提供了免責條款，即事先提示業績下滑風險的可以免責。“今後保薦機構除非有十足的把握，都會勸說發行人把風險問題儘量往壞的方向寫，甚至明確寫明業績可能下滑50% 以上。”某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說。

國信和平安等券商，由於各自的案子尚未了結，無法向證監會報送新的IPO 項目；其已經過會的項目目前無法啓動發行工作，包括已領取批文的項目（如再融資）也不得不暫停安排後續發行進程。

一個造假項目可以毀掉一家投行——監管當局試圖建立起這樣的行業規範底線。

“一方面把價值判斷交給市場，另一方面加大違規成本，方向上完全正確，但關鍵在於是否可以排除干擾執行到位。”一位在投行負責內部審核的人士表示。

另有市場意見認為，防止造假除了嚴刑峻法，還需要有制度設計，比如疏導中國市場對做空的負面看法，儘快允許中國市場的做空機制正常發展，這實際是在用市場的力量懲罰造假，比起主動監管的成本與效果，也許更加有效。

封堵“後門上市”

“我個人認為借殼新規是此次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最大亮點，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一位券商並購部門負

責人認為

此次改革首次針對借殼上市發佈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規定，也是業內有識之士呼籲已久的原則：借殼上市視同于IPO。

甚至超出市場預期的是，監管當局此番乾脆叫停了創業板的借殼上市，導致消息出來後創業指數一天暴跌8%。

在過去幾年，主板雖萎靡不振，創業板卻爆發了一輪又一輪的行情，盤小易炒作、次新、重組概念，創業板至今的平均市盈率高于30倍，遠遠高于主板20倍的水平，火爆異常。

“在創業板設計階段，監管層的意見就是反對借殼，但由於並未以文件形式明確，市場行為在有意無意迴避這一約束。此次新規正式通過規範文件明確創業板不得借殼，厘清了模糊地帶。”上述券商並購資深人士指出。

國泰君安非銀行金融行業分析師趙 湘懷認為：“借殼新政清晰表明瞭監管層的意圖，即大力引導資本市場向價值投資回歸，遏制惡炒殼資源的投機行為，限制創業板泡沫膨脹。”借殼上市為資本市場傳統運作方式之一，成熟市場稱之為“後門上市”（back-door listing）。根據標準定義，“後門上市”指的是不符合證券交易所上市要求的企業，通過並購重組一家上市公司（殼資源），從而達到上市目的。

自1996年後，利用ST 類殼公司實現投機套利稱為市場“永遠的熱點”。在2012年IPO 減速並逐漸停止後，A 股再掀起一輪並購熱潮，以借殼為目的的重組盛極一時，垃圾股估值居高不下。根據證監會上市一部11月29日發佈的統計數據，目前仍在並購重組審核通道當中的項目多達80項，涉及ST 類上市公司則有包括*ST 成霖（002047.

SZ）、ST 澄海（600634.SH）、*ST 聯華（600617.SH）、*ST 太光（000555.

SZ）、*ST 天一（000908.SZ） 等在內的五家。

近期昌九生化（600228.SH）被贛州稀土借殼傳聞破滅導致股價暴跌的鬧劇，充分反映了殼資源不合理估值，以及市場的投機博傻之登峰造極。“借殼標準提高至與IPO 等同，有助于降低股民對重組的強烈預期，避免非理性的介入炒作，殼公司亦不再以奇貨自居，將有效降低殼資源的價值。”一位並購重組專業人士稱。

監管部門也曾多次出台政策規範借殼上市，從2008年提出“視同新公司”，2011年8月提出“與IPO 標準趨同”等，但實際和IPO 是兩套標準，審核也是兩套班子，因此從來未能解決市場熱衷于炒作重組股的熱潮，也帶來無處不在的內幕交易難題。問題的根源則在於上市資格這一“資源”的稀缺，而借殼標準仍低於IPO 標準又推動了二級市場估值的非理性虛高，殼資源被過度炒作。（參見本刊2012年第24期“灰色重組委”）目前，證監會針對借殼上市的新規，仍有待後續發佈具體修訂後的重組辦法。

未來借殼上市是完全走IPO 通道，還是沿用IPO 標準，走重組委的通道，有待細則來確定。

“上市部去年以來已在落實借殼比照IPO 標準的要求，通過窗口指導把控借殼對應實體是否符合IPO 要求。”上述並購行業資深人士稱，“這次通過文件發佈要求，給市場明確標準。”有並購行業資深人士認為，借殼新政將有效降低殼公司估值，使得擬上市公司的估值在IPO 和借殼兩條通路方面的差別逐步縮小，有助于吸引優質公司選擇合理方式登陸二級市場。

“新政推出後，藍籌股的市場表現搶眼，說明市場資金已經得到積極引導。”上述券商並購部門負責人表示。

行政裁量權的邊界

為了抑制“三高”，證監會在強制存量發行、募投制度上花費較多心思，卻被認為行政色彩過濃 在中國特殊的市場環境下，走向註冊制，令監管者更覺責任重大。所謂特殊，體現在以散戶為主的市場特點，機構投資者仍未構成市場的決定性力量，中小投資者作為弱勢群體一方面更需要得到監管的保護，另一方使得市場更容易跟風、大漲大跌，因為散戶更多根據傳聞和所謂內幕消息而非基本面來投資，對新股有著特殊偏好；體現在中介機構和買方機構，整體缺乏信托責任意識，市場化篩選不夠；更體現在法制的基礎薄弱，規章制度碎片化，監管有效性不高。

在監管者過去的邏輯中，當前市場機制不完善，行政干預措施的功能在於為市場機制補位。包括此次改革推出的很多政策，在業內人士看來，給證監會留下了很大的行政裁量空間。這種行政干預措施和裁量權的邊界在哪裡，值得商榷。

為了迎合中小投資者熱愛新股的需求，中國A 股市場目前是網上申購比例最高的證券市場，在這方面對中小投資者的政策傾斜，遠遠高于香港、美國等市場。但由此而來，前述市場特點加上嚴格的發審製造成供給常常短缺，共同作用造成的“三高”現象，也成為歷 次發行改革中證監會的核心任務，甚至成為衡量改革效果的重要指標，這次也慣性地並不例外。盡管抑制“三高”根本上依賴于排除任何扭曲市場機制的因素，但證監會很難完全放棄行政干預定價的做法，往往事與願違。

2012年的那一輪新股發行改革中，盈率規則”，即新股估值必須參考已上市公司的行業平均市盈率，如果定價高于這一標準25% 以上，將視作重大變化，需要報發審會重新審核。這一規則 限制新股在一級市場的定價，上市之後卻更容易被爆炒，於是交易所又出台了新股上市首日的限價措施。

《意見》在徵求意見版中就放棄了25% 規則，改為定價過程的充分信息披露和事後的合理性評估。進而提出兩類措施：一類是在法律法規缺位的情況下，要求發行人就誠信問題對投資者作出承諾，事先約定違約賠償、回購股份和維護股價等事項。每一項承諾都是必選動作，否則就只能放棄發行；另一類措施是將參與新股定價配售的利益與責任相匹配，促進市場資源向具備競爭能力和良好聲譽的機構集中，希望培育能夠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

最能體現這種政策用意的措施，是主承銷商自主配售機制。

中金公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海外市場對機構配售的基本做法是先將有效需求分層。第一個層次是那些公認的、有良好聲譽和龐大資金規模的長線投資者， 比如富達基金、Capital Group 等。然後可能是其他一些比較知名的機構投資者。第一個層次的投資者一般會優先保證較高數量的配售，即使它們的單子可能並沒有第二個層次的大。決定分層順序的因素有很多，大多數都是長期的經驗共識和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

證監會在此次改革中允許承銷商自主確定配售原則，但必須嚴格信息披露，不能有利益輸送行為。

針對參與網下申購的買方機構，監管者正向激勵的安排，主要體現在對有效報價機構數量的限制。

按照新的《意見》，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下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投資者應不少于10家，但不得多于20家；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上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投資者應不少于20家，但不得多于40家。網下發行股票籌資總額超過200億元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投資者可適當增加，但不得多于60家。有效報價的機構數量增加了上限，以此增加單個機構獲得配售的股票數量，激勵它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審慎定價。

在《意見》的一系列指導措施中，允許存量發行本被看作是市場化改革，但強制存量發行帶有強烈行政干預色彩的，即公開發售老股，政策用意明確指向了控制超募。

是否發售老股本來應該是股東的自主行為，但按照12月2日保薦機構工作會議的精神，今後發行新股必須與發行老股並行，如果定價後發生超募，必須相應增加老股發行規模。

然而，並非所有老股都願意在上市時減持套現。在目前的83家已過會企業中，已經出現找不到持股36個月以上且有減持意願股東的情況。一些國有上市公司還需要履行複雜的程序，因為轉售老股需向全國社保基金轉持。

這種硬性要求引發了爭議。一家合資投行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原股東看好公司發展不願意減持怎麼辦？原股東都不符合減持條件怎麼辦？強制減持一方面有剝奪股東財產權之嫌，另一方面違背了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的監管理念。反倒是績差公司老股東減持意願強烈，更有推高定價和超募的動機。

“如果說證監會判斷企業盈利能力是非市場化的最大特徵，那麼現行的募投制度在行政色彩上僅次于前者。” 大成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合伙人認為。

再比如，此次證監會同步推出的差異化現金分紅政策，雖然比一年前的強制分紅政策有提升，開始以企業處於成長期還是成熟期來確定企業分紅政策，體現了證監會鼓勵上市公司分紅、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善意，但是仍有越俎代庖之嫌。一位外資投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鼓勵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應該從政策優惠的角度進行，而非採取行政干預的手段。

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意見最終版與徵求意見稿比較

新增條目

■ 中國證監會發行監管部門和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依法對發行申請文件和信息披露內容的合法合規性進行審核，不對發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資價值作出判斷。發現申請文件和信息披露內容存在違法違規情形的，嚴

格追究相關當事人的責任

■ 中國證監會自受理證券發行申請文件之日起三個月內，依照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作出核准、中止審核、終止審核、不予核准的決定■ 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應在公開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公開承諾，發行人招股說明書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對判斷發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發行條件構成重大、實質影響的，將依法回購首次公開發行的全部新股，且發行人控股股東將購回已

轉讓的原限售股份

■ 發行人首次公開發行新股時，鼓勵持股滿三年的原有股東將部分老股向投資者轉讓，增加新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比例。老股轉讓後，公司實際控制人不得發生變更。老股轉讓的具體方案應在公司招股說明書

和發行公告中公開披露

■ 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證券服務機構應當在公開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公開承諾：因其為發行人首次公開發行製作、出具的文件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將依法賠償投資者損失■ 網下投資者報價後，發行人和主承銷商應預先剔除申購總量中報價最高的部分，剔除的申購量不得低於申購總量的10%，然後根據剩餘報價及申購情況協商確定發行價格。

被剔除的申購份額不得參與網下配售■ 持有一定數量非限售股份的投資者才能參與網上申購。網上配售應綜合考慮投資者持有非限售股份的市值及申購資金量，進行

配號、抽籤

■ 必須明確每位投資者網上申購數量的上限，該上限最高不得超過本次網上初始發行

股數的千分之一

修改條目

■ 個人投資者參與網下定價不再強制；下調有效報價機構下限要求；新增有效報價機構

的上限

最終版表述：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下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投資者應不少于10 家，但不得多于20家；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上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投資者應不少于20家，但不得多于40家。網下發行股票籌資總額超過200億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投資者可適當增加，但不得多于60家。發揮個人投資者參與發行定價的作用。發行人和主承銷商應當允許符合條件的個人投資者參與網下定價和網下配售。具備承銷資格的證券公司應預先制定上述個人投資者需具備的條件，並向社會公告徵求意見稿表述：發揮個人投資者參與發行定價的作用。發行人和主承銷商應當允許符合條件的個人投資者參與網下定價和網下配售。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下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應分別不少于20人；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上的，提供有效報價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應分別不少于50人■ 大幅增加網上回撥比例，極限情況下，網上發行的比例可以達到本次發行股票總數

的80%

最終版表述：網上投資者有效認購倍數在50倍以上但低於100倍的，應從網下向網上回撥，回撥比例為本次公開發行股票數量的20%；網上投資者有效認購倍數在100倍以上的，回撥比例為本次公開發行股票數量

的40%

徵求意見稿表述：網上投資者有效認購 倍數在50倍以上但低於100倍的，應從網下向網上回撥，回撥比例為本次公開發行股票數量的15%；網上投資者有效認購倍數在100倍以上的，回撥比例為本次公開發行股

票數量的30%

資料來源：財新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在央行內設存款保險基金，初步規模每年約在100億-150多億元，費率大體在萬分之一點五到萬分之二之間，“農字頭”銀行全部納入，採取限額全保◎ 本刊記者 張宇哲 文zhangyuzhe.blog.caixin.com 醞釀已達20年之久的存款保險實施在即。財新記者獲悉，近期，央行已就最終方案向各商業銀行高管徵求意見，業界呼籲多年的存款保險制度有望于明年初推出。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第四版最終方案，與2010年末央行上報的第三版方案並無太大調整，決策當局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2013年6月央行發佈的《金融穩定報告》亦強調，“在存款保險制度缺失的條件下，國家實際上承擔了隱形的擔保責任，容易導致商業銀行風險約束機制弱化，為追求高額利潤而過度投機。”中國的銀行業總資產已快速膨脹到140 多萬億元，影子銀行的泛濫、交叉金融領域的套利行為，已經使得中國金融體系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成為銀行主導的高度複雜的金融體系，風險也不斷積聚。

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中，涉及金融改革方面，“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是主要議題之一。

存款保險制度，是指銀行等存款類金融機構按照一定比例標準向特定機構繳納一定保險金，當發生危機時，由存款保險機構通過資金援助等方式來保障其清償能力的一項制度。這一機制也是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措施之一，即一旦銀行發生破產倒閉事件，存款人放在銀行的存款也不會受到損失。

按照央行方案，中國存款保險按分步走的設想，先在央行下屬的金融穩定局內設一個存款保險基金，並由其管理，而非作為實體的存款保險公司；待到未來條件成熟時，再設立完全獨立的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機構的保險基金由各投保銀行按照存款的一定比例交納。

保險方式為限額全保，即存款額50 萬元以下的賬戶全額保險，包括企業賬戶和個人賬戶。

財新記者獲悉，基金初步規模每年約在100億-150多億元，這是按銀行業稅後利潤1%-1.5% 來匡算，“這是為了看機構的負擔是否重，存款保險基金規模太小沒意義；規模、範圍太大，承擔的責任就越大，機構和財政負擔也會越大”。

銀監會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銀行業淨利潤約1.12萬億元。據此推算，存保款保險基金規模約在110億元。

銀行更關注的是繳費費率。據財新記者瞭解，中國的存保基金繳費制度是風險差別費率機制，根據銀行的存款基數上繳存款保險，不同銀行的風險係數不同，費率大體在0.015%-0.02% 之間。

一位央行人士坦承，存款保險機制一旦實施，首當其沖受到衝擊的很有可能就是小農信社。據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監管當局已批復同意按照央行的設計，將“農字頭”銀行全部納入，即存款保險將覆蓋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

四報方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0月發表的《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認為，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推進金融改革，以防止風險進一步積累，主要步驟包括：放開存款利率，加強包括對影子銀行等的金融監管，以及通過引入存款保險和針對瀕 臨破產機構的正式處置機制，來解決廣泛的“隱性擔保”道德風險問題。

此前，由於各部委對其出台的時機和具體費率設定等核心內容尚需共識，存款保險制度一直處於徘徊狀態，期間方案亦一改再改。

存款保險制度涉及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即市場化風險補償機制，機構的倒閉由市場埋單而不再是國家財政擔保，這一制度亦是《金融機構破產條例》出台的先行條件。

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明確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時存款人的保護和損失分擔機制，是實現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堅實前提。這已成為業內共識，存款保險制度亦被認為 是放開民營銀行的先決條件。

近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已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條件已基本具備，要擇機出台並組織實施。

周小川11月28日在《人民日報》發文稱，加快建立功能完善、權責統一、運作有效的存款保險制度，促進形成市場化的金融風險防範和處置機制。

他明確指出，存款保險制度要覆蓋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實行有限賠付和基於風險的差別費率機制，建立事前積累的基金，具備必要的信息收集與核查、早期糾正及風險處置等基本職責，與現有金融穩定機制有機銜接，及時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周小川亦在前述撰文中指出，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通過明確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時的退出規則，包括風險補償和分擔機制，加強對存款人的保護，有效防止銀行擠兌。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加強市場約束，防範道德風險，從根本上防止金融體系風險的累積。

1997年底，央行成立了存款保險制度研究課題組，至今已15年之久。2007 年初，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推行存款保險制度，央行重啓對存款保險方案的調研，並計劃擇機推出；未料2008年底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得這一計劃再次推遲——由於全球金融市場不穩定，“高層擔心如果突然把國家承擔的隱形全額擔保改為存款保險制度的限額擔保，會引起公衆恐慌；從謹慎出發，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暫時擱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09年9月央行第二次上報存款保險方案之時，銀監會曾以農信社仍處於深化改革之中，可能會受到較大衝擊為 由，對存款保險制度推出的時機持保留意見。

2010年初，國務院決意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由央行牽頭制定詳細方案。

2010年末，央行第三次上報存款保險方案，由於決策當局覺得時機不成熟，一直未予批復。

2012年1月初召開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再次提出：“要抓緊研究完善存款保險制度方案，擇機出台並組織實施。”當年，該方案的設計在央行內部，亦由條法司過渡到央行下屬的金融穩定局。

隨著中國式存款保險制度方案的推進，爭議由存款保險是否具有監管權、放在哪個部門之下的制度設計，轉變為對具體問題的擔憂。大銀行原本對參與存款保險制度積極性不高，但在財務狀況好轉後，對是否參與則無所謂。監管當局深感棘手的是，像農信社這樣數量衆多、問題重重、尚未完成改革進程和財務重組的存款類機構，加入存款保險制度後，會不會出現後遺症。

“農字頭” 行全納入

據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監管當局已批復同意按照央行的設計，將“農字頭”銀行全部納入，包括所有農信社、農商行、農合行、村鎮銀行，存款保險覆蓋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考慮到中小銀行對於繳納費率高、成本加大的擔心，存款保險制度針對相對實力孱弱的“農字頭”銀行及小銀行，比如農信社，會考慮適當的政策傾斜，最初幾年會免交或減免保費。

目前，銀行業改革已經基本完成，加入存款保險制度並無難度，惟余全國5000多家農信社，雖然近年已取得了較大改革成果，但無論是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不良貸款率或是風險控制水平、法人治理結構，仍問題重重。

此前，存款保險制度是否將農信社納入？是全部納入、還是分類分步納入？一旦存款保險制度推出能否使風險平穩過渡，如何權衡利弊，央行和銀監會曾有爭議。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包括5000多家農信社、200多家已改製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總體各項貸款餘額、總資產等數據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的農行相近。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整體孱弱的資本實力、較弱的風險管控能力，其中運營相對穩 健的“好”農信社不到總量的十分之一。

農信社機構數量多、差異大的特點，銀監會構建了分類監管體系，在統一監管標準和實施資產五級分類的基礎上，實施分類監管區別對待。按照進度指標考核，把農信社分為好、中、差三大類，比如好的一類標準是不良貸款率在5％之內，各項監管指標達到銀行業通行的評級標準二級，評級指標包括資產質量、管理、盈利能力、流動性、不良貸款率五個指標。

對於農信社來說，這一門檻已相當高。目前經營狀況較好的農信社有幾百家，大部分在東部的江浙地區。

銀監會人士認為，存款保險一般宜於面向健康的金融機構，而改革尚未完成的農信社，是否全部進入存款保險，需要考量，“一旦實施存款保險，難免引起波動”。

央行認為，如只把少部分的“好”的農信社納入存款保險機制，可能產生逆向激勵。因為一些資不抵債的農信社仍然在吸收公衆存款，問題機構可以在不付出存款保險基金、資本充足率和撥備嚴重不足的“零成本”下，實際享受著隱形的國家擔保。

接近監管當局的一位分析人士表示，不應建立價格的雙軌制。實踐證明，中國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的價格雙軌制，已造成了要素價格改革不到位等重重難題，而且再統一制度又要蹉跎經年，“存款保險制度一定不能重複老路”。

“這個制度是為了讓該退出市場的機構倒掉，但是不要連片倒、集中倒，盡可能讓倒掉的時間延長，風險平穩過 渡，比如三五年倒掉一批；那麼這個制度就起到警示作用，剩下沒倒的機構就老實了，否則應該退出市場的沒退出市場，才會扭曲市場秩序。”一位央行人士認為。

這位人士亦坦承，“ 一些小的經營不善、瀕臨破產的農信社很可能會倒閉，就可以動用存款保險機制來處置，這不可避免。”其實，高風險農信社的處置一直很棘手。2005年，銀監會依法撤銷了青海省格爾木市區八家嚴重違規經營、資不抵債、救助無望的高風險農信社。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集體撤銷農信社事件。2007年6月，銀監會再次行政撤銷已經存在52年的新疆哈密市四家農村信用社，這些信用社同樣是因特大經濟案件造成嚴重資不抵債，原網點被哈密市城市信用社接管。

“從這幾起行政關閉農信社的經驗來看，退出成本極大，包括社會穩定、系統影響、專項資產清收等等。對存款類金融機構的退出不得不謹慎，”銀監會有關人士如此感慨，“存款保險機制的出台或可對高風險農信社的退出及成本的平衡有一個平穩機制。”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中國金融會計學會會長馬德倫此前在上海召開的“第十屆中國國際金融論壇”上表示，存款保險制度將會為民營和小型金融機構與大型金融機構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增強社會對民營和小型金融機構的信心。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前總裁拜爾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曾表示，對於中國而言，存款保險制度有三個好處。

首先，它可以幫助增加對中小企業和農村地區的信貸供給。在有存款保險制度的前提下，儲戶可更放心地到小型金融機構存錢，中小金融機構從而可以得到更好地發展，有更多存款可用于給中小企業放貸。後者便不需要依賴偏向國企、大企業、政府等大客戶的大型金融機構。其次，幫助儲戶理解哪些存款是被政府擔保的，哪些不是。制度可以被設計為，讓儲戶假設所有存進大型銀行的存款都被保護，或是只有其中一部分被保護；對小型金融機構也作相應的說明。再有，一旦有了這樣一個明確闡明存款保險條件的制度，儲戶將能夠更好地理解其存款行為所對應的風險。

限額全保

存款保險制度設定的主要內容包括運營主體、監管權力、投保方式、投保標的、費率、最高限額等方面。

此前存款保險制度的爭議之一是設機構還是設基金。財新記者獲悉，最終方案是先設立存款保險基金，性質類似社保基金、保險保障基金、證監會的投資人保護基金。“設立在金融穩定局，也是因為存款保險屬於金融穩定的一個工具。”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存款保險的限額保險上限為50萬元的存款賬戶，包括企業賬戶和個人賬戶。

按照央行的摸底調研結果，50萬元存款保險限額可以覆蓋的賬戶數目占99% 以上，存款額50萬元存款以下的賬戶存款總額占全部存款的比重在90% 以上。

至於是否會發生存款搬家，小銀行的客戶把存款搬到大銀行的情形，前述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小銀行存款搬家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影響不大；央行的摸底調查顯示，沒必要擔憂。因為大量賬戶的存款都是小額賬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額存款都在大行。”馬德倫在前述場合亦介紹說，存款保險制度將引導公衆對其要存款的銀行之風險做判斷，超過一定限額的存款戶會考慮把自己的存款分成若干份，分別存到不同的銀行。

存款保險的費率，國際上一般分為單一費率和基於風險調整的差別費率兩種。單一費率是按照統一費率徵收保險費用；風險差別費率則是按照銀行的真實風險水平徵收不同的保險費用。差別費率可以有效解決風險激勵扭曲問題，目前，美國、德國等很多國家和地區已逐漸採取風險差別費率制度。

“大行對費率的爭議比較大，因為大行存款基數高，即使稅率比例低，繳費總額也高。大行的繳費比例會酌情降低。總的來說，還是大行做貢獻，補貼小行，這是半強制性。”前述接近央行人士透露。

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認為，存款保險制度其實是關係改革成敗的核心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之一。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似乎是為了讓中小存款類金融組織能破產。但在市場倫理上，對小型金融組織應保護，對大型金融組織應限制。

中小銀行非但不應破產，反而對其發展初期應加以保護。存款保險機制的目的不是把本來不多不大的社區性金融組織置於高成本（繳納高保費）、高破產概率（因為面對大銀行的非對稱競爭）的境地。相反，存款保險機制在於通過事前的“體檢”，讓銀行明白自己的狀況，並防患于未然。

他表示，在機制設計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遵循此思路，不妨把國有銀行部分上繳利潤劃撥為存款保障基金，以豁免中小銀行或未來的“民營銀行”保費。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保險費率低於0.1%，平均為0.05%，不會增加銀行太多成本。以0.05% 費率計算，2012年末中國本外幣存款餘額94.29萬億元，那麼繳納的保險費約為470億元，2012年商業銀行的全年累計實現淨利潤1.24萬億元。470億元保險費占商業銀行利潤的比重約為3.8%，總體來看影響較小。

護航利率市場化

從國際經驗看，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將出現存貸款利率從上升到回落、實際利率由負變正、存貸利差的收窄、存款利率向貨幣市場利率的靠攏、金融機構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等現象。中國正加速推進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被認為 是下一步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先決條件。

央行前述人士亦坦承，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存款上限不敢大幅度放開，也是擔心會對銀行衝擊太大，加速小銀行的倒閉。目前各家銀行存款利率上浮10% 的上限基本都用足了，眼下接近年末，銀行存款大戰加劇，餘額寶也加入收益率競爭大戰，各家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都已飆升到5% 以上。銀行負債 成本不斷增加，擠壓利差空間。

業內人士認為，最終導致部分定價能力差的銀行受到顯著衝擊，乃至面臨退出的風險。預計國有銀行和城商行受利率市場化衝擊較小，多數股份制銀行的存款成本將承受較大壓力。“由此，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也顯得格外迫切。”前述央行人士強調。

東莞銀行金融分析師陳龍認為，一旦存款保險制度推出，市場將會認識到在商業銀行存款也是有風險的。如果市場認為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不當和從事業務的風險超出了普通存款保險承受的範圍，那麼擠兌風潮將使部分商業銀行面臨著流動性風險，並可能引發系統性或者區域性的金融風險。

“當出現擠兌風險時，有一個機構接管，風險處置和存款保險基金的使用及破產是相連的；現在的銀行資產處置更多基於非破產手段，比如收購兼併、過橋銀行、公開救助，而破產是最後的一個手段；有了存保基金之後，就可以允許銀行倒閉，然後以現有手段處置它，不一定走破產清算的道路。美國亦如此。”前述央行人士稱。

國際上的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單一付款箱型”，只負責 賠付儲戶的存款，以英國為代表；二是“風險最小化型”，除負責賠付，還具備對銀行的重組甚至監管等廣泛的功能，以美國為代表；三是“中間型”，其功能介於前兩者之間，以日本為代表。中國的存款保險制度更接近于美國。

拜爾亦告訴財新記者，存款保險機制的另一個作用，是通過存款保險制度的運營主體，來建立對各大銀行可能出現問題的一整套應對機制。由存款保險機構負責對問題銀行開展重組、接管和清算， 是FDIC 所具有的處置權（resolution power）， 也是FDIC 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被有效實踐的。

FDIC 擔保各大銀行一定限額內的債務，此舉避免了類似大蕭條時期銀行擠兌的再次發生。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美國400多家銀行機構相繼倒閉，但FDIC 的存在，避免了儲戶遭受嚴重損失，延續了該機構1934年運作以來的良好記錄。拜爾力主把破產銀行出售給健康銀行，而非簡單地破產清算，這一處置機制也讓儲戶未因銀行倒閉而遭遇服務中斷。

拜爾因此在2009年被《時代》周刊評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頒獎詞是她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小人物的守護者”（the little guy’s protector in chief）。危機後，拜爾領導了“多德- 弗蘭克法案”在FDIC 的實施，把FDIC 的處置權限拓展到了系統重要性銀行。

FDIC 正在成為美國金融監管架構內，防範系統性風險越來越重要的一環。

本刊記者王力為對此文亦有貢獻

在中央政府的強勢力推下，節能環保監管將成為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的“殺手鐧”◎ 本刊記者 張伯玲 文zhangboling.blog.caixin.com 11月24日10時，唐山興業工貿有限公司（下稱興業工貿）院內一聲巨響，一座72平方米燒結機煙囪被爆破拆除。現場煙塵四起，這家鋼廠也走到了盡頭。

這一天，河北省政府統一部署開展了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的“ 周日行動”。

在唐山、邯鄲、承德等地，集中拆除八家鋼鐵企業的10座高爐和16座轉爐，合計共減少煉鐵產能456萬噸、煉鋼產能680萬噸。

2005年，中國政府提出首個鋼鐵行業產業政策嚴控產能，但鋼鐵年產能卻從2005年的4.7億噸攀升至目前的10億噸，進入“越調越多”的怪圈。

但現在，日益沉重的經營壓力與環保壓力，終於將一些中小型鋼廠逼向生死線，他們開始接受拆除高爐，選擇離開。不過，真要化解過剩產能，僅僅關 停這些已經停產的中小鋼廠並不夠。分析人士指出，過剩產能調整和環境汙染治理，更大的壓力來自那些還在生產或拿著國家補貼的鋼廠，建立有效的節能環保監控、考核和過剩產能退出機制，讓市場和法治優勝劣汰，才是各級政府應勉力為之的方向。

鋼廠經營壓力空前

在新一屆中央政府的強勢力推下，鋼鐵業正試圖走出一貫的假調控狀態，限產能治汙染開始動真格。至少，離北京最近的河北省動起來了。

在河北省的“ 周日行動”中，唐山衆業不鏽鋼有限公司、唐山申唐不鏽鋼製品有限公司、興業工貿集團鼎新公司、唐山市鵬程實業有限公司等四家鋼鐵企業的冶煉設備進行了現場拆除，實施永久性關停。

此外，邯鄲市峰峰礦區鴻泰鑄造230立方米高爐一座、榮喜鋼鐵580立方米高爐一座也被拆除，承德則拆除了一座40噸的轉爐系統。

“ 自己辛苦經營了十幾二十年的企業，說拆就拆，肯定是不舍。”興業工貿一位高管表示，但永久性關閉也是無奈的選擇，“ 現在像我們這樣規模的企業，經營壓力太大”。

興業工貿是唐山一家典型的民營中小型企業，經歷過民營鋼鐵企業最波瀾壯闊的年代。興業工貿創辦于1984年，最初是一家鐵絲廠，1993年興建第一個高爐，成為鋼鐵冶煉企業，到被拆除前其產能在250萬噸左右。

近幾年來，興業工貿也遇到過資金周轉不足、市場需求不足等問題，但“ 從未有過退出行業”的想法，因為一般挺一挺，市場就能回暖，利潤還是很可觀。在最好的時代，投資一個鋼鐵企業，兩年就能收回本錢。甚至在2007 年，興業工貿還設想過投資50億元建設兩個1550立方米的高爐，後因金融危機的到來，擴產計劃流產。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下稱中鋼協）副秘書長李新創對 財新記者表示，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鋼鐵企業的銷售收入利潤率一般有7%-8%，好的可能超過10%，2008 年也有5% 左右， 但2009年下滑到了2.9%，隨後幾年持續下滑。

現在鋼鐵企業的銷售數據可以用“ 慘不忍睹”來形容。根據中鋼協統計，2012年鋼鐵全行業虧損，今年前三季度，銷售利潤率僅為0.41%，處於工業行業的最低水平。11月21日，中鋼協會常務副會長朱繼民在一個論壇上表示，“現在行業平均負債率已經接近70%，並有進一步惡化趨勢”。

在中國聯合鋼鐵網（下稱中聯鋼）分析師胡豔平看來，鋼鐵企業不是實在支撐不下去，是不會停產的，“ 唐山有的鋼廠即使生產一噸淨虧百元也不敢輕易停產，擔心銀行完全切斷信貸”。

但是，一些像興業工貿這樣的鋼鐵企業實在是挺不下去了。“ 從去年開始，訂單減少，資金壓力很大，加之市場上鋼鐵產能普遍過剩，價格大幅走低，成本又無法降低，經營難以為繼。”上述興業工貿高管稱，企業已經從今年5月開始停產。

此次河北省拆除的八家鋼廠的十座高爐，絕大多數都已陷入停產狀態。環保壓力疊加在我的鋼鐵網資訊總監徐向春看來，環保問題是那根壓垮興業工貿們的“ 稻草”，“ 環境汙染已經到了社會難以承受的地步，加上新一屆政府很強勢，下面政策貫徹執行的力度就大得多了”。

今年9月，國家環保部及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特別強調加快鋼鐵等重點行業的汙染治理，加大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工作力度，切實改善環境空氣質量。

與此同時，河北省正式發佈《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方案提出河北省將採取50條措施，著力解決以細顆粒物（PM2.5）為重點的大氣汙染問題。其中，鋼鐵業作為高耗能和高汙染的大戶，被緊密地與日益嚴重的霧霾天氣聯繫在一起。

同月，河北省針對鋼鐵等“ 兩高”行業制定了《河北省削減煤炭消費及壓減鋼鐵等產能任務分解方案》，明確減煤壓鋼“ 責任到市”。方案提出到2015 年底，全省壓減煉鐵產能1447萬噸、粗鋼產能1586萬噸；到2017年年底，全省共壓減煉鐵產能6672萬噸、粗鋼產能6726萬噸。

“ 十一黃金周”霧霾鎖華北後，10 月15日，國務院又發佈《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意見中提及，未來五年重點推動山東、河北、遼寧、江蘇、山西、江西等地區鋼鐵產業結構調整，整合分散鋼鐵產能，推動城市鋼廠搬遷，優化產業布局。文件要求五年壓縮鋼鐵產能總量8000萬噸以上。

根據河北省政府提供的數據，此次“ 周日行動”，可在本年度減少煤炭消耗276萬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9800噸、煙粉塵排放7100噸。

“ 河北省幾乎有70% 的鋼鐵企業環保不達標，這的確是破壞市場準則的，鋼鐵企業的噸鋼環境成本差100-150元，這是一個不公平競爭。市場也迫切希望以環保壓力淘汰一批落後產能。”李新創表示。

但此次河北省拆除的高爐，大多都是前幾年即被工信部列入需要淘汰的落後產能。多位鋼鐵業內人士認為，政府不能以拆除停產多時的高爐來作為治汙業績，“ 停產的工廠本身已經沒有排放，拆除它們又如何減少了排汙量？”不過，河北省至少是在用實際行動表達治汙的決心。“11月中旬開始，河北當地環保局等部門加大了環保執行力度，當地產能在100萬噸-200萬噸的鋼廠所受影響較大。”河北省鋼鐵工業協會秘書長王大勇稱。

據中聯鋼統計，進入11月，在市場形勢不佳、環保壓力加大等因素影響下，唐山地區高爐開工率出現近月少見的下降態勢。目前146座高爐（部分被拆除）有效容積開工率為92.1%，較10月末下降3.1個百分點，且有部分鋼廠採取降低高爐利用係數進行隱性減產。

建立市場化退出機制

對河北省乃至整個中國來說，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真正的壓力，來自那些還在生產的鋼廠。

“ 化解過剩產能，需要一個好的退出機制。”中國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海民認為，應該限制並逐步禁止財政補貼救助經營不善的企業，把有限的公共資金用于理順產能退出通道，比如解決職工下崗再就業問題、地方財政因企業關閉產生的收入缺口等。

河北省此次拆除的高爐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資金補償。“ 我們獲得了大概幾百萬元的補償。老闆投資的錢其實基本已經收回來了，所以補償多少就無所謂了。”上述興業工貿的高管稱。

在此次拆除中，更棘手的問題在於鋼廠的債務處理和員工安置。“政府不能拆完了事，後續工作還包括場地清理、債務處理、員工安置等問題，人社局正在討論相關方案。”唐山發改委產業協調處處長卞明江表示，目前河北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方案已上報中央，近期可望批復，地方的職工安置政策將會根據批復的方案進行。

“ 比如說人員保障，企業損失等問題，這些得有一系列的政策配套，尤其是要壓縮那些符合產業政策的裝備，國家和省里肯定要有一個意見辦法或機制。”卞明江說。

現在明確的政策是，中央政府對大氣汙染嚴重的京津冀地區，將拿出50億元資金，支持該地區節能環保做得好的企業。“ 估計鋼鐵行業可分得15億元左右。”中鋼協一位官員透露。

在劉海民看來，除了退出機制，在削減產能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更應以環保為“ 硬指標”，通過市場手段調節，優勝劣汰。

工信部有關人士亦表示，以後化解鋼鐵產能將不再用高爐設備等裝備容積率來做淘汰落後產能的指標，而改用節能環保總量控制。

“ 現在環保部門開始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鋼廠實施24小時遠程監控，這是發達國家環境管理行之有效的辦法。應該把這一辦法作為化解產能過剩的‘ 殺 手鐧’。”劉海民說，“ 排汙信息不僅傳 遞到政府部門辦公室，還應在互聯網上公佈，讓全社會監督。”目前河北省正計劃給企業安裝主要汙染物排放智能卡，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化解過剩產能。

和以利潤換流量的蘇寧不同，國美選擇回歸線下，追求可見的高毛利。

暫時的勝利是否會徹底失去未來？

◎ 本刊記者 何春梅 實習記者 黎慧玲 文在全行業擁抱互聯網之時，國美電器卻逆勢而動，今年以來開始聚焦線下門店。一系列以盈利為目標的戰略調整，讓國美初步打贏了一場既與電商拼價格、又整體不虧錢的盈利保衛戰。

11月18日，國美電器（00493.HK）發佈三季度財報，其上市部分今年前三季度銷售營收416.6億元，實現淨利潤5.82億元，而去年同期為虧損8.29億元；相比之下，國美的老對手蘇寧雲商（002024.SZ）前三季度的業績則有些黯然，營業收入801.43億元，淨利潤6.25 億元，而去年同期為盈利23.52億元。

區別就在於雙方向互聯網轉型的力度。面對以京東為代表的電商新對手將戰爭打到家門口，蘇寧積極應戰，擺開轟轟烈烈的多元化陣勢，不惜付出利潤大幅下滑的代價，全面轉型互聯網公司；而國美則選擇收縮電商業務，回歸零售主業。在國美發佈三季報的媒體見面會上，國美電器總裁王俊洲稱，實體店將成為國美發展的主體，目前國美不會加大對電商業務的投入。

王俊洲認為國美已經找到了實體店的打法。過去一年多來，在扭虧壓力倒逼下，國美加速了從傳統的“ 二房東模式”向全渠道零售商轉型的步伐。他認為，過去國美更多依托平台從供應商手里賺錢，而現在及未來，國美打算依靠自身的採購、物流等體系從消費者身上賺錢。

對於電商業務，王俊洲認為，對手們通過走大虧損之路帶來的大流量不可持續，通過虧損換來的市場份額也具有不確定性。他確信最後留下來的，都是“ 兜里有錢的”。他給國美在線提出的目標是減虧，找到盈利模式後再踩油門。

這與蘇寧“ 破釜沉舟”發展電商截然相反。從2009年決意轉型以來，蘇寧決策層幾乎每年都對外拋出一個對蘇寧發展的全新定位。從去電器化到“ 沃爾瑪+ 亞馬遜”模式，從科技蘇寧到雲商模式，蘇寧的變身讓人目不暇接。

同為傳統商業零售連鎖，同樣被迫走上電商道路，對於蘇寧的決絕和國美的猶豫，業內亦是有褒有貶，有人說蘇寧太冒進，有人說國美太保守。然而，國美電器面對的終究不再是過去只有“ 美蘇爭霸”的時代了，在電商猛烈衝擊傳統零售格局、連全球家電連鎖大鱷百思買都蕭條的時代中，國美的電商戰略卻轉為防守，未來是否還有迎頭趕上的可能？

棄用庫巴

11月28日，國美在線發佈公告稱，國美在線與庫巴網統一品牌和標識為“ 國美在線”，兩者完全融合。公告宣告了國美的線上“ 雙品牌戰略”終結，庫巴網自此消失。

國美于2010年投資4800萬元收購了庫巴網80% 的股份，這被視為國美在電商領域的“ 大動作”。彼時的國美電器董事局主席陳曉主導了這一交易。

2011年3月，陳曉辭任董事局主席一職，黃光裕、杜鵑夫婦重掌國美。一個月後，國美斥資5000萬元建立國美電器網上商城，推行網上銷售雙品牌戰略。庫巴的尷尬處境自此開始。雙品牌磨合艱難，內耗大於合作，庫巴內部常以“ 養子”自嘲，獲取集團支持遠遜于國美商城。

也是在2011年， 國美網購與門店的衝突出現，主要財務指標都出現下降，淨利潤由2010年的19.62億元下降到18.4億元，國美陷入轉型壓力。同年，庫巴和國美商城分別出現1.94億元和1.97億元的淨虧損。

2012年，國美收購了庫巴剩餘20% 的股份，庫巴創始人王治全離開。2012 年，也是各企業電商大戰最為激烈的時候，價格戰進入白熱化，大家都在“ 燒 錢”買市場份額。國美也積極加入燒錢 行列，高調參與各種價格戰。其結果是，2012年7月24日，國美于港交所發佈的中期業績預警虧損。這是國美上市8年來的首次淨虧損。

國美的電商之路開始轉彎。

2012年年底，庫巴與國美網上商城合併，更名國美在線，庫巴全系人馬併入國美在線，實現後台統一管理和資源共享。從那時起，便不斷有庫巴網高管和員工離開，業界關於國美在線“ 去庫巴化”的猜想從未間斷。直到2013年11 月28日國美正式宣告與庫巴完全融合，國美的電商拓展至此告一段落。

一位電商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分析稱，庫巴的消失，無疑是國美電商戰略不清晰交出的慘痛學費。他認為，“ 國美在收購的時候沒有定好策略，原本可以一攻一守，國美網上商城做防守的業務，庫巴可以更靈活，更具有攻擊性，可以去做各種嘗試。”該人士稱，如果當時國美電商去做這樣一個配備，而不是以減少損失為目標發展電商，庫巴可能就不是現在的“下場”。

自2012年“雙十一”國美在線高調加入電商價格戰以來，業界認為國美在電商營銷上越來越有互聯網的感覺。但2013年4月，國美在線董事長牟貴先發表了電商“ 悼詞”，哀悼因為價格戰而倒掉的一干電商，並呼籲“ 活著”的電商不要再打價格戰，這也引起輿論的一片嘩然——在集團為電商業務輸血減少的情況下，國美電商已是有心無力。

收縮電商業務

棄用庫巴，是國美電商業務減虧的棋子之一。受銷售下滑、運營成本上升以及電子商務投入影響，2012年國美史無前例地出現巨額虧損，整體虧損5.97億元，其中在電子商務出現了近5億元的虧損。

今年以來，為了扭虧，國美主要做了三件事：提升銷售、提升毛利率和控制費用率。體現在電商業務上，則是不斷優化供應鏈和物流系統、不斷升級IT （信息）系統，其電商戰略從進攻轉為 防守，借以降低各項成本，其中就包括整合庫巴網。

國美稱，此後將把庫巴的平台切成國美在線的平台，國美在線未來既做平台業務，又做自營板塊，通過O2O （Online to Offline）和共享供應鏈優勢降低發展費用，實現一個以盈利為導向的電子商務平台。

和蘇寧“去電器化”全面出擊不同，國美則更偏向于發展為垂直電商。今年以來，蘇寧加大了線上線下兩個平台開放的力度，通過雙線同價來力推電商發展，同時涉足金融、保險、視頻等多項業務，多元化的步伐越走越快。

相形之下，國美實體店100% 的商品都是消費類電子產品，國美在線也只是嘗試了藝術品等消費電子以外的個別領域，目前國美在線只占國美整體收入的約6%。

國美的電商收縮戰略開始從業績上顯現成效。據國美電器財務總監方巍介紹，預計今年全年國美的電子商務銷售與去年差不多，約40億-50億元。今年前三季度，國美電商虧損4億元，歸屬於上市公司的虧損2.4億元，與去年相比有所收窄。

不過，國美以“ 不虧”為目標的電商戰略，令業內人士擔憂。採訪中，多位電商界人士指出，國美守住傳統市場的優勢地位沒有錯，但從長遠來看，弱化電商的發展模式，將為其帶來隱患，將來電商占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份額會越來越大，國美或許會因此失去防守能力。

獨立電商分析師李成東分析稱，在電商領域，規模越大，議價能力越強。

“ 預估2014年京東大家電銷售額將從去年的80億元增長至300億元-350億元，議價能力反超國美，蘇寧電器大家電也會從514.57億元縮減至400億元-450億元。”他認為，對於電商來說，規模遠比利潤重要。

不過，就國美的現狀而言，李成東認為其選擇收縮戰略也算是無奈之下的“ 正確決定”。他認為，國美還沒有從大股東入獄和公司內鬥中恢複，在當前並不樂觀的電商大決戰環境下，動輒幾十億美元卻看不到賺錢回報的投入，已經超出了國美的能力。

蘇寧轉型電商也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被業內稱為“ 穿西裝的電子商務公司”。在李成東看來，蘇寧當前的電商玩法同樣充滿不確定性。和國美一樣，蘇寧的電商戰略也曾搖擺反複，其創始人張近東在2009年時曾稱沒有必要做電商，到2010年時則認為可以做，但不會替代線下零售，再到後來提出全面互聯網化，“ 今年以來蘇寧進軍基金銷售、銀行、團購、虛擬運營商以及視頻業務等多個領域，其打法是否正確也不一定”。

根據速途研究院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中國B2C 網絡交易市場份額中，天貓占比達50.4%，京東商城占比20.7%，而傳統3C 賣場轉型的蘇寧易購和國美電器分別占比5.7% 和1.7%。

扭虧大戰

在控制了電商的“ 流血點”之外，自2012年下半年開始，國美開始實施線下店轉型。

去年國美虧損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賴以起家的線下門店盈利能力下降。國美以收縮減少虧損、提升單店能力。截至2012年底，國美門店數量減少67家，同時優化門店冗余面積約15萬平方米。

今年前三季度，國美繼續執行關店策略，國美新增門店65家，關閉門店110 家，門店總數（含大中電器）為1063家，優化門店面積約5.9萬平方米。

王俊洲稱，以前國美是跑馬圈地，而現在則更重視單店的效益，一個新店的成熟期是9-12個月，如果一年半以後還沒有盈利，國美就會考慮關店。

也是從去年開始，國美的老對手蘇寧同樣執行關店戰略。2012年，國美新增門店107間，關閉137間；蘇寧新增店面158家，關閉/ 置換178家。蘇寧今年前三季度調整/ 關閉店面150家，連鎖店淨減少96家。不過，在關店的同時，兩者優化門店的戰略並不相同。國美強調盈利，蘇寧強調體驗。

為提升門店運營效率，國美在2013 年上半年為前十大集采品牌建立優化管理項目，通過業績跟蹤、產品管理、店鋪運營改善方面，進一步優化供應鏈；根據國美今年前三季報，報告期內，國美存貨周轉天數同比下降14天，產生正向現金流10.9億元，國美差異化產品銷售占比也達到了22%。

在關店的同時，國美也將更多的新店開到了二三線城市。據國美電器財務總監方巍介紹，2014年國美線下將淨增加30-50家門店，其中二三線城市將開 80-100家店，一線關掉50家左右，目前國美的盈利門店達85%。

線上線下同價是蘇寧業績下降的重要原因，公告顯示，由此帶來綜合毛利率下降至15.21%，較去年同期下降3.48 個百分點。受此影響，蘇寧預計2013年度淨利潤將下降70%-90%。但蘇寧並不打算放棄這一政策，並認為線上線下同價有助于用戶體驗的提升以及O2O 融合模式的形成。

而國美則認為，線上線下的消費群體和商品均有差異，比價難度很大，線上線下同價目前不具備實現條件。目前，國美的3C 數碼實現了線上線下同價，而大家電、小家電、廚衛等真正重合的產品不到30%。

為了應對消費者對於線上、線下銷售渠道的比價，國美採取了錯位銷售的策略。國美認為，電商第一頁的產品往往是中低端產品，且消費者網購時看第一頁的人超過70%，看第二頁的則只有20%。而占電商90% 的中低端產品，在國美只占其產品銷售的25% 左右。同時，國美的中低端商品還採用定制或買斷的方式，與供貨商的合同一步到位，議價能力明顯提升。國美希望以這種差異化的方式，避免線上線下硬碰硬帶來 的毛利下滑。今年年初，國美提出了“ 低價、高毛利”的對策。把商品分為高、中、低端三類。除了中低端產品價格一步到位以外， 高端產品則通過獨家包銷、ODM/OEM 等方式，力圖獲得更高的利潤空間，同時進一步降低常規商品的銷售占比。目前常規商品占國美銷售總額的50%，高端產品占25%，中低端產品25%。

在蘇寧將更多的精力轉移到線上，且電商對線下的滲透尚未形成全面衝擊的時間節點，國美今年得以實現盈利。

不過，諸多市場觀察者認為，國美未來如果不能實現線上線下的無縫銜接，僅靠專注線下、不斷降低運營成本，這種盈利模式或不可持續。

轉型全渠道零售商

當然，國美再三強調，收縮電商業務並非放棄電商，未來電商渠道依然是國美打造全渠道零售商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12年以來，國美便提出了從此前的“ 二房東”模式向全渠道零售商轉型。

其中，商品結構的轉變和線上線下的融合就是其轉型的重要方面。

此前，國美主要通過收取廠家的進場費快速跑馬圈地，通過返利的形式與商家產生交易。而未來，國美希望增強對商品自身的選擇能力和採購能力，通過一步到位的價格形式跟廠家產生交易。商品結構的轉變是國美轉型的標誌。按照王俊洲的說法，“ 只有能主導產品價格的時候，才能保持低價優勢”。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美希望在未來三年內能將買斷式商品提高到60％。

此前的“ 二房東”模式，國美將銷 售風險轉嫁給了上游供應商，而買斷和定制商品的模式，則讓國美自己承擔其中風險。這無疑將考驗國美對於未來商品銷售和顧客消費趨向的判斷力。

同時，為了搭建多渠道融合發展的生態圈，國美已經開始推進其門店的互聯網和O2O 改造。當前國美已經改造了北京大中中塔店，增加了體驗Wi-Fi 比價。消費者可以在區域內設置的電腦上打開競爭對手網頁，進行現場比價，銷售人員也可以隨時關注電商價格，及時調整商品價格；部分大型賣場已經實施全場Wi-Fi 布局，消費者可以自行比價，而未來這一布局將全面推廣。

據方巍介紹，改造效果已經顯現，從7月開始至今，中塔店的單店銷售提升了27%。方巍稱，目前國美已經改造了10家門店，明年則將改造大約100家。

全渠道的提法並不新鮮。蘇寧也於今年6月份提出建立“ 線上線下同價、全網比價”的全渠道O2O 戰略。蘇寧還在其三季報中稱，到2013年底，蘇寧互聯網化改造的門店將達到100家，到2014年底達到350家門店。

不過，蘇寧和國美對線下門店進行互聯網化改造的定位並不相同。國美的線下互聯網化功能更多集中在“ 比價”上。而蘇寧雲商副董事長孫為民此前曾對財新記者表示，蘇寧門店過往完全以銷售為核心，每一寸空間都要充分利用，未來蘇寧的門店除繼續維持銷售功能，還要為產品和品牌的展示推廣、消費者的購買體驗以及服務（包括正向逆向物流、現場的售後服務等）提供空間。

這需要針對互聯網化的功能需要，重新作標準化設計和店面裝修改造。

這不僅需要時間，更難的在於對線 下人員的整合。

和國美聚焦于打造全渠道零售商不同，蘇寧則更強調成為“ 全渠道+ 全品類”的“ 互聯網化零售企業”。蘇寧認為，在“ 全品類”的概念下，合理的自營規模，最多應該只占整體庫存單品量的20%-30%，甚至更少。而搭建一個平台，培養第三方的中小規模賣家，針對這些長尾需求開“ 垂直店”，才是幫助蘇寧實現品類豐富度的有效途徑。因此，將來蘇寧的開放平台不打算靠掙商戶的廣告費而活著，而是向賣家提供物流、金融以及數據挖掘服務。

北京大學零售業研究中心陳怡告訴財新記者，線上跟線下融合，未來會怎樣，國內外目前都沒有成功案例，“ 在科技迅猛變革的時代，應該說沒有哪一個公司全渠道的概念有一個成功案例來佐證，目前來說，蘇寧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全球，在零售業的探索方面都走得比較超前”。

和蘇寧用利潤換流量的“ 互聯網思維”不同，國美選擇更為傳統的以高毛利保障其看得見的財務健康；同時，和蘇寧線上線下全面互聯網化不同，國美更強調主業仍為離客戶最近的線下門店，線上要服務于線下。兩者不同的選擇決定著不同的未來。

電子商務本身也在改變。“ 近五年來的技術變革已經改變了消費者和他們的期望，支配權已經從零售商們轉移到了消費者的手里。”埃森哲大中華區零售業主管、董事總經理許佑宏在一篇名為《無縫化的新零售時代》的文章中寫到，今天的消費者希望通過動態、開放、尤其是連續的多渠道途徑實現不間斷的購物，比如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會使用智能手機瀏覽和選購商品。日益強大的移動終端及其應用，使得購物者從通過PC 才能到網上購物的傳統電子商務時代，跨越到隨時隨地都可觸網的移動電子商務時代。

從無縫零售的趨勢角度講，國美的毛利保衛戰只是一次暫時的勝利，為此失去的卻可能是整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