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來，全球最富人群一直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目前，據瑞銀統計，全球億萬富豪達到了2170位，較2009年的水平增加了60%。

不僅如此，這些億萬富豪的固定淨資產也從2009年的3.1萬億美元翻了一倍多，達到6.5萬億美元。而與此同時，世界上另外90%的「窮人」所擁有的淨資產卻下降了。

根據瑞銀和Wealth-X的最新報告，一般來講，億萬富豪之間都是緊密聯繫著的，這個社交圈子的平均價值達到了150億美元，這要比富豪的平均財富高出5倍。而這個數字僅僅基於富豪間的3種主要聯繫紐帶上，如果算上各種各樣的會議、晚宴和活動的話，數字會更大。那些決定未來的政策、規則正是在這些晚宴、活動上誕生的。

據Wealth-X在報告中表示：

「如果把億萬富豪之間所有的聯繫因素考慮在內，其社交圈子的價值約為33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兩個美國的GDP。」

下圖列舉了一些美國富人的「影響力圈子「的價值規模：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Stan Druckenmiller擁有對沖基金業界的最佳投資紀錄之一，他說他正在對賭IBM的股票，因為該公司的業務將被例如雲計算的新技術取代。

Druckenmiller，現年60歲，在紐約羅賓漢投資者發佈會上接受接受彭博電視的 Stephanie Ruhle採訪時表示 

「這是我這麼多年見到的有較高概率做空投資機會之一，IBM技術已經陳舊，它正在被云技術所取代。」

由於例如雲計算等服務的增長速度未能彌補老舊硬件業務需求的下滑，IBM的銷售額已連續六個季度下滑。公司正出售盈利較低的部門，並投入現金回購股票，以幫助實現其每股盈利增長的預測。

為實現行政總裁Ginni Rometty的2015年每股調整後盈利收益達到20美元的計劃，IBM稱公司上月又增加了150億美元的回購。去年，IBM每股收益為15.25美元。IBM為企業用戶提供服務器和其他設備的硬件部門，上一個季度錄得虧損。

亞馬遜的挑戰

Druckenmiller表示他正將賭注押在亞馬遜公司（AMZN），並稱讚其CEOJeff Bezos。 Amazon的Web服務部門，將其服務器群產生的處理能力以便宜的價格零售重企業數據用戶，

Druckenmiller 稱「這正在殺死IBM， IBM公司應該把錢投資於其業務本身並接受亞馬遜的挑戰，而不是用於股本回購。」

截至昨天，IBM的股價今年迄今下跌3.9％，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26％，亞馬遜上漲47％。如果IBM在股價增幅在負值區域結束這一年，這將是IBM自2008年以來首次年度下跌。 Rometty於2012年1月接任CEO。

IBM的支持者包括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他曾表示IBM短期股價的回調給了長期投資者們以較低的價格購入其股票的機會。 Druckenmiller表示，雖然他對巴菲特非常尊重，「我不認為技術是他的專業領域。他自己也經常這麼說。」

推薦谷歌

Druckenmiller描述谷歌公司為「在這個星球上最具有創新的公司」，並引用了該公司的新產品：具備網絡功能的眼鏡和自動駕駛的汽車。他說，如果誰贊同投資變革創新就應該購買谷歌的股票，而誰反對變革創新，那就去買IBM的股票。

Druckenmiller，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前首席戰略家，三年前關閉上了其對沖基金公司，而現在通過他的Duquesne Family Office LLC.管理著自己的財富。從1986年到2010年，他的Duquesne Capital Management LLC 創造了年均30％的回報。

或許你是初窺投資門徑的菜鳥，或許你是在市場沉浮多年的資深投資者。但你都應該看看關於投資的50個真相：

相關文章：關於投資的50個真相（下）

1、「在別人恐懼時貪婪」，這句話總是說來容易做來難。

2、一家偉大的公司和一次偉大的投資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

3、市場每年都會經歷一個大調整，每十年都會經歷一次超級大調整，你得習慣這個。

4、在金融領域，對權威人士幾乎沒有什麼問責，那些一直在犯錯的人仍然能有很多擁躉。

5、正如埃裡克·法爾肯施泰因所說：「在專業網球比賽中，80%的球都能過網，而在業餘比賽中，80%都過不了。這個道理在摔跤、象棋和投資裡也一樣。」

6、統計學上看，成千上萬的理財經理中，總有一些人純粹是靠運氣好成功的。具體是哪些人？我也不知道，但我猜他們中的有些很有名。

7、一些被我們稱為「傳奇」的投資者，他們職業生涯的回報很少能好於一支指數基金。在華爾街，財富多並不意味著回報高。

8、在蕭條、選舉和美聯儲政策會議中，人們總是顯出一份非常肯定的樣子，雖然他們什麼都不懂。

9、你投資的時候越覺得舒服，你就可能死的越慘。

10、告訴你一個節省時間的竅門：如果你投資低價股票（penny stock）或者有槓桿的ETF，你還不如直接用火把錢點著。

11、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知道短期內市場會怎麼變。

12、分析師只和那些願意聽他講的人談論一些錯誤的事情，總是避開那些比他高明的人。

13、你不會瞭解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那些管理銀行的人其實也不瞭解。

14、在未來50年會有七到十次衰退，當它們來的時候沒什麼好慌的。

15、30年前，電視上每天有1個小時的市場報導。如今增加到了18個小時。但增加的不是更多的新聞，而是一堆胡言亂語。

16、巴菲特最好的回報都是出現在市場競爭較小的時候。很懷疑是否有人能超越他50年來的記錄。

17、學校教的大多數投資理論都是胡說八道，教授裡有錢的極少。

18、一個人在電視上出現的越頻繁，他的預言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Phil Tetlock曾經做過統計）。

19、同樣的，不要相信每週上CNBC超過兩次的人說的話。

20、市場不會在乎你為股市投了多少錢，也不會在乎你認為多少價位合適。

21、大多數市場消息不僅對你毫無用處，而且對你有害。

22、專業投資者的信息比你優質，電腦比你更快。你在短線操作中永遠無法戰勝他們。你千萬別嘗試。

23、基金經理有再多經驗對你來說也意味不了什麼，你還是有可能終你一生都跑不贏大盤。

24、對投資者來說，交易費用的下降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為這可能引發更頻繁的交易。高交易費用可能會讓人們三思而後行。

25、專業投資是一個非常難成功的職業，但它的門檻很低也不需要資質。這也造就了一批「專家」，他們完全沒弄明白自己在幹些什麼。人們常常忘了這一點，因為其他領域並不這樣。

說史131129
我是「上帝之鞭」
黑白子執筆

戰場上的血腥殺戮，對將帥及兵卒構成同樣壓力， 持續的戰爭壓力打造出一種獨特的心理素質。 榮格對 “心理類型學” 的研究， 把戰士歸類為「外向—直覺型extrovert- intuitive 」。 對「戰士原型 warrior archetype」 的研究，信奉榮格精神分析法的學者一直努力尋找合理的歸類來解釋他們的行為。 然而很明顯，現時還沒有合適的方法，可以把眾多曾經在歷史上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出現過的著名戰士，用一套理論簡明地歸納起來。

公元五世紀的匈人 Huns  帝國領袖，號稱「上帝之鞭」的 阿提拉Attila，儘管在452年攻陷首都羅馬，驅趕了 瓦倫提尼安三世，使西羅馬帝國名存實亡。但在英國學者  F. McLynn  的著作《英雄與梟雄》中， 這位在西方歷史得享大名的蠻族首領，充其量不過是一名收保護費的黑手黨頭目。

迄今為止，史學界對 Huns 是否就是不斷對漢朝寇邊的「匈奴」，尚無定論。 即使測試DNA，仍未能遽下斷語。

大約於376年，羅馬帝國的視線範圍內， 突然湧入了一個新興的草原民族—匈人。 自北匈奴被漢軍擊敗西遷，直到匈人出現在歐洲大陸，時間上是吻合的，這亦是一部分學者認為匈人就是匈奴的理據。 不管匈人與匈奴是否有血裔關係，他們的出現，與其說是促使西羅馬淡出歷史舞台，倒不如說是羅馬人依靠匈人的勇猛，延長了帝國的餘暉。

建基於奴隸制度之上的羅馬帝國，橫行一千多年後，終於無法負荷自身的體重而漸趨沒落。 公元五世紀初，帝國分東西而治，西邊以意大利為基地，名義上掌控今天的北非、大不列顛、部分的法國及西班牙；東邊則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坐擁小亞細亞（土耳其）、色雷斯（保加利亞）、埃及和大部分中東地區。

雖然帝國控制著廣大的領地，卻由於人口過剩、內部矛盾叢生、農業危機，再加上阿蘭人、勃艮第人、汪達爾人、哥德人等北方蠻族入侵，往昔的超級強權不單尾大不掉，還要時刻擔心為人宰割。

騎與射，從來都是遊牧民族的兩大優勢。 在馬背上疾馳如風，聚散飄忽的牧民戰士，以速度和機動彌補了人丁單薄的不利條件。 而匈人的弓箭技術，更讓羅馬人欽羨之極。 一名頂尖的匈人弓箭手，在一場歷時半日的戰事中，可以發射超過一千枝箭。 據估計，甫一接戰，匈人騎兵隊平均每五秒可射出一箭。 換言之，敵軍的先鋒部隊，首十分鐘將要面對密如雨點，鋪天而來的五萬支箭。

匈人初留史冊的第一仗，是350年挫敗統領黑海以東的阿蘭人。 阿蘭王國當年稱得上是強國，豈料頓河一役慘敗，君主身死國滅，震驚了整個西方世界。 在阿蘭王國滅亡二十多年後，日耳曼人於黑海北岸建立的東哥德王國，亦向匈人俯首稱臣。

過往一直逐水草飄泊的匈人，終於脫離遊牧部落的社會形態，慢慢凝聚為強大的匈族人聯盟。 不久，匈人又從西哥德人手中，奪取多瑙河以北的土地。自此，匈人成為黑海至多瑙河以北的新主人。

五世紀早期，匈人不但沒有成為羅馬人的死敵，反之還經常在東西羅馬相爭的時候，擔當過兩邊的僱佣軍參與內鬥。 在羅馬受到波斯威脅期間，匈人也曾經出兵解圍。 由 盧阿和 奧克塔兄弟共治的匈族聯盟，與羅馬帝國建立起一種近乎同盟的微妙關係。 這段各取所需的歲月維持了好一段日子，直至兩位匈人領袖先後離世方才告一段落。

盧阿猝死後，他已故三弟 蒙迪烏克的一對兒子— 布勒達和阿提拉，搶奪了四叔的合法繼承權，成為匈人帝國的新主。 布勒達和阿提拉，不論是外型和性格皆迥異。 布勒達高大率直，是一名愛好杯中物的享樂主義者。 他的弟弟恰好相反，身材矮小的阿提拉精明強悍，是一名有遠見的野心家。 在取得大權以前，阿提拉早已對為錢賣命的生計不以為然，他要從羅馬人身上獲得的好處，絕不是那區區的僱佣報酬。

阿提拉本身對金錢不大感興趣，但他深諳「錢可通神」的道理， 要籠絡其他匈族部落首領的最佳手段，莫如銀彈政策。 因此阿提拉向東羅馬皇帝 狄奧多西二世要求，倍增每年的納貢至七百羅馬磅黃金。 以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每年收入高達二十七萬磅黃金計算，貢金實際上不足百分之三，但狄奧多西二世卻在達成協定後，一直拖延交付保護費。 另一方面，自從與拜占庭簽訂條約，阿提拉開始對波斯發動進攻。 拜占庭贏得喘息的空檔，立即建造起一道「狄奧多西城牆」。

在對波斯薩珊王朝的進攻失利後，阿提拉兄弟再度把焦點放在拜占庭之上。 君士坦丁堡被匈人長期圍困後，狄奧多西二世最終投降，並賠償六千磅黃金作為毀約的懲罰，每年的貢金亦增至二千一百磅。

拜占庭屈膝，匈人隨即撤向歐洲內陸。不久，布勒達慘遭殺害。阿提拉弒兄後，以十足的獨裁者姿態，掌管強大的匈人帝國。 這段時間，拜占庭對阿提拉並無太大威脅，匈人的主要仇敵是西哥德人。 而羅馬帝國西邊的軍事領袖 埃堤烏斯，原本與阿提拉情如手足， 他們聯手對付西哥德人才符合劇情所需。 在450年以前，沒有人會預料到兩人即將兵戎相見。

埃堤烏斯Flavius Aetius有「最後的羅馬人」之美譽， 青少年時期被送往匈人當過人質，與阿提拉是一起成長的哥兒們。 這段經歷，讓他瞭解匈人的內部習性，阿提拉甚至視埃堤烏斯為兄長。

然而，匈人帝國日漸膨脹，埃堤烏斯不得不擬定了匈人入侵高盧的應變方案，並且思考是否有必要與西哥德結盟，以牽制阿提拉的威脅。

直接導致西羅馬與匈人決裂，緣於一門親事。 西羅馬皇帝 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妹妹 荷若利雅寫信給阿提拉，承諾一筆可觀的嫁妝，並敦促盡快接她過門。

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這位西羅馬皇妹崇尚「戀愛大過天」，原本已計劃好與管家遠走高飛，但東窗事發，愛郎被殺。 瓦倫提尼安三世決定，趕緊把這個妹妹下嫁予一名元老院議員。 荷若利雅誓死不從，於是修書叫阿提拉前來搶親。有人勸告瓦倫提尼安三世答允這門親事，免得阿提拉藉口攻打羅馬，埃堤烏斯卻激烈反對，因為這段婚姻，勢必打亂了與西哥德結盟的部署。 最終，瓦倫提尼安三世秘密處死了麻煩精妹妹。

勃然大怒的阿提拉要西羅馬人，為綁架他的「妻子」作出賠償。他還宣稱，透過這段婚姻， 他現在自動成為西羅馬帝國的合法繼承人，理應取代埃堤烏斯擔當「帝國軍隊總指揮」。

451年春季，阿提拉率大軍自匈牙利西進。 在四月初至五月的短短三個星期，從梅斯到奧爾良三百公里的重要城市，悉數被匈人攻陷。 傳聞說，特魯瓦主教魯帕斯曾面見阿提拉，以上帝子民之名，請求放寬投降條件。

阿提拉回覆簡潔：「我是上帝之鞭。」***

匈人聯軍的好運，在六月終結。 不重視後勤補給的阿提拉，六月二十日在 “沙隆戰役” 被法蘭西聯盟打敗。匈人軍隊在蒼涼的秋季，退回匈牙利平原。

按理說，西羅馬帝國的危機不可能因一場勝仗得到解決。 匈人帝國的土崩瓦解，肇因是阿提拉在453年初猝死。

「上帝之鞭」迎娶日耳曼公主 伊爾梯蔻的盛大婚宴後，受到過量酒精引發喉嚨的靜脈曲張，血管爆裂，血液流入肺部導致窒息。 以上是阿提拉死因的官方說法。 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面紗、啜泣的新娘、沒有尖叫聲、上鎖的門—完全是推理小說情節。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阿提拉確實死在新房之內。

參考：
《英雄與梟雄 HEROES and VILLAINS: Inside the Minds of the Greatest Warriors in History》, 2010, Frank McLynn

SENSE隨筆131128
植物看得見東西嗎？
執筆人：蟬

種過盆栽的朋友都知道，植物是會向著陽光生長的。 大家可能直覺上覺得稀鬆平常，植物依靠光合作用生存， 即將陽光和二氧化碳透過葉綠素轉化成糖以提供養分，所以理應懂得“看光駛葉”。 但植物如何知道光源在哪裡呢？

植物的“視覺”
人依靠眼睛接收光線，經過感光細胞轉化成神經信號，並由大腦將映像重塑，讓人可以藉此反應世界。 眼睛的視網膜上有一層感光層，上面長有 視幹細胞Rod Cell和 視維細胞Cone Cell。 視幹細胞能接收光的強弱（無顏色）；而視維細胞則細分為接收紅、綠和藍3種顏色光線的類型。 視網膜上有1億2千5百萬個視幹細胞和6百萬個視維細胞， 解析度大概和一台1億3千萬象素的數碼相機差不多。

達爾文早在其著作《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中便提出幾乎所有植物都向著光源生長。 1864年他以 金絲雀虉草做實驗，發現植物生長的指向性只受藍光影響，此行為稱為「向光性Phototropism」。
這似乎證明了植物是“看”到光從哪裡來的，但為何只受藍光影響？

1918年美國農業部的科學家Garner與Allard研究一種叫Maryland Mammoth的煙草。 Mammoth的特別之處是它可以長得很高，提供很多煙葉。 但mammoth很少開花，令繁殖很困難。 科學家們試著在下午的時候把它放進陰暗的地方，以減少它受陽光照射的時間。

果然，減少日照時間令mammoth停止長高並開花。 這種因應日夜長短而反應的現象稱為「光周期現象photoperiodism」。*** 這個現象說明了植物知道日照時間的改變，並作出反應。 但究竟植物如何記住日夜的長短呢？

遠紅色的開關
花農在種植不同的花種時要控制它們的開花時間。 例如菊花在中國人的祭祀需求特別大，花農為了控制菊花在適當的時候開花，會在晚上以燈光照射屬於短日照植物short-day plant的菊花，阻止它們開花。 這個方法很直觀，但有趣的是晚上燈光照射的時候只需短短數分鐘便足夠***， 如果植物在計算日夜長短的話，應該不受影響才對。

1950年美國農業部的Borthwick進行了一連串實驗，嘗試找出到底植物“看”到甚麼顏色的光。 他發現一個相當有趣的情況：晚上只有以紅色的光去照射植物，才能影響開花的時間，其他顏色完全沒有效果。
接著他發現了更有趣的事情： 如果以 “遠紅外線”—即波長比紅色稍長的光線， 照射受紅光照射過的植物，紅光對它的效應便會中和。

植物對時間的感知方法，是以一個只受紅光和遠紅外光觸動的開關，來判斷是否已經入夜。****
原來在自然界，植物在天黑前見到的最後一種光線便是遠紅外光，而它體內這種被命名為「光敏色素phytochrome」的感光細胞，其運作與常識相反：它沒有記住日照的時間，它只記著黑夜的長短。***

遠古的產物：晝夜時鐘
植物學家和科學家嘗試找出究竟植物擁有多少種類的感光細胞， 但結果未能令人滿意。 直至80年代，荷蘭科學家Koornneef嘗試以 阿拉伯芥arabid（相等如動物實驗中的老鼠）培植出“失明”的植物，結果發現阿拉伯芥（和幾乎所有植物）擁有5類共11種感光細胞。***

相對於人只擁有5種感光細胞，植物的“視覺”在感知層面遠比人類複雜和先進。 人類依靠視覺建立圖像去了解世界， 植物的視覺則是針對它們的食物—光線的變化直接作出生理反應。 兩者的視覺系統極為不同，植物的光敏色素和人類視維細胞中的紅光視蛋白red photopsin雖然都用以接收紅色，但結構卻完全不同。

縱使如此，動物和植物在視覺系統裡還是可以找到演化的痕跡。 兩者都擁有藍光感光細胞「隱花色素cryptochrome」。 植物隱花色素的功能是控制「晝夜時鐘circadian clock」。***
與動物一樣， 晝夜時鐘指導植物的“生活”， 例如何時移動葉子和進行光合作用等。 隱花色素之所以接收藍光，是因為日出的第一線光是藍色的，人類亦倚賴相同的機制去調整內在的畫夜時鐘。

晝夜時鐘在動植物分界前早存在於單世胞生物， 最初的功能似乎是保護細胞避免受高濃度的UV輻射所損害。*** 在現今的細菌和真菌生物裡仍然可以找到它們的蹤蹟。

參考
《What a Plant Knows》, 2012, Daniel Chamovitz
本書入圍〈Amazon’s Ten Best Science & Math Books of 2012〉

SENSE隨筆131127
悲劇性選擇 (二)：如何避免悲劇？****
掌門執筆

「福利經濟學」牽涉到兩個根本性問題：
1由甚麽人去進行生產？ 2產品怎樣分配？
社會會為這兩類決策制訂規則。 如果社會的眾多規則之間，背後的理念或價值觀有所矛盾， 就有可能面臨「悲劇性選擇」的局面。

為了盡可能避免悲劇性選擇，社會極力追求具備一致性的規則體系。 大致上，現今存在著四種系統性規則理念。***
A〈市場機制〉
Def. 一切調配由 “自由競價制度” 決定。市場機制達致 “效益最大化”，此點殆無疑問，它就是Adam Smith神奇的「無形之手」。***
但這制度的最神奇之處，卻在於決策上分散化的特點：沒有公然的強制行為，每個人只為自己的決策負責，沒有人需要為別人的決策負責。 即是說，「社會」不必進行選擇，燙山芋拋給了「個人」，社會迴避了悲劇性選擇。*****

自由競價制度植基於一個重要的前提： 個別決策人清楚明白自身的需求和能力，而 “無形之手” 則可以提取這種隱藏的訊息。*** 這個前提是有局限的。
對於物質性商品，上述前提是正確的，所以經濟產業必行市場制度。 但對於某些非物質性勞務的選擇，例如婚姻和宗教，人們其實並不清楚自身的需求和能力，*** 因此 “無形之手” 廢於無形。
絕妙例子：性可以交易，婚姻不能。

實踐上這制度的最大缺點在於分配面上， 自由市場導致資源集中於有能者手上，自由社會又沒法阻止豪門和財閥累積財富，於是社會階級分化。 下層階級除了基於本身能力不足以致 “所得不平等”外，到了後來，在重重制度性限阻下，連 “機會平等” 也付諸闕如。***
「自由」與「平等」自古勢不兩立，但兩者又都是社會的最高價值，這就是做成悲劇性選擇最深刻的成因。舉例： 一個香港普羅階層的兒童根本進不了 “貴族幼稚園” ，因為他的父母沒可能在校方設置的 “飢餓遊戲式” 家長面試中勝出。 那麼，他一生中真的有平等機會嗎？

還不止此，這制度有著完全失效的領域， 那就是道德倫理宗教或意識形態等領域。 那些市場無法滲透進去的領域帶來的 成本/收益， 稱為「外部成本/收益」。***** 市場失效的領域是悲劇性選擇的温床。
舉例：上篇所述 “器官移植例子”3， 當代社會便以 “道德成本” 過重為理由，立法嚴禁自願出售 和 競價分配人體器官。 其他觸目例子包括 選票和贖罪券 交易。

B〈負責任的政治分配〉
社會的集體選擇，例如應否興建基建系統，根本沒法自由競價。*** 市場失效之時，便是賢人作主之刻， 由“負責任的” 行政當局掌管分配簡直是 “義不容辭”。 舉例：由賢明的特首決定發出多少個電視牌照…..

Def. 根據一套由負責任的政治程序建立起來的標準進行分配。
一般而言，在生產面上，行政主導制多用於製作公共服務，而少用於經濟生產。 在分配面上，個人消費多用市場制，社會福利和集體消費多用行政制。
標準例子：非常時期，如戰時，的物資配給制。

行政主導制有兩大結構性弱點：其一是決策序程本身負苛過重。**** 於是表面看來所有政府或特首均不夠賢明，拖拉失機。
佛利民的經典 “感應器滯遲例子”：凱恩斯式調控政策在時效上的滯遲，造成市場狀況惡化而非得到調節。
其二是沒法蒐集得到足夠的決策訊息。易陷偏袒不公，引發爭端。
行政人員素質低劣甚或形成貪腐。

社會價值觀自相矛盾會直接反映在行政主導制的內部， 她先天上沒法迴避悲劇性選擇。有時候，政府的角色就是一頭替罪羊。

C〈隨機分配〉俗語抽簽
這是逃避悲劇性選擇的上佳手段，一種不做選擇的選擇方案，體現出廣泛而又流行的某種平等主義觀點：機會平等。**** 中國所謂 “各安天命” ； 西方稱為 “上帝之手” 。
抽簽法具有明顯的優點，作業成本低***，尤其在不用辨識受益人這點上面；不易產生貪腐；結果令人信服。 所以此法經常與上述兩法合併應用，而居於輔助性位置，以節省運作成本。
舉例：IPO(市場法) 和分配公屋(行政法)。

如果純粹是分配資源或所得，如上篇那個生育權例子2，Th. 抽簽法便可以同時顧及到 “公平” 和 “效益” 這兩大社會價值。 最佳例子：黑社會抽 “生死籌”。
所以，在市場制度受限制，而又不想行政分配的情況下， 社會廣泛地使用此法分配物質性資源。

但此法的極大限制是： Th. 由於無差異對待入圍成員， 先天上會產生錯誤配置狀況，從而做成總體褔利下降。**** 所以，此法通常不會施行於生產面。公司和工廠不作興用抽簽法決定人手配置。

此法甚至有完全無功的時刻：社會接受法庭判決案件用抽簽法嗎？ 情人願意用抽簽法決定應否結婚嗎？ 夫妻願意用抽簽法決定應否離婚或生孩子嗎？ 關乎核心價值的範疇，人們寧願悲劇，不想抽簽。

D〈慣例〉自發形成的方法
那是一種不具有自我意識的選擇，背後的道理並不明確，甚至不為大眾所知悉。
慣例與社會一同發展，根深柢固，去到不加反思，不能質疑的地步。
出人意表的例子：子女由父母養育。*** 利害！

慣例與其說是一種選擇方法，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態度。*** 社會以傳統為理由，把價值衝突掩蓋起來，從而迴避了悲劇性選擇。舉例： “父母之命” 和 “自由戀愛” 作為慣例， 都可以成為配偶的機制。

慣例一般以道德說服的形式推行，缺少了人們的無知，它沒法運作。*** 尤其是當慣例有利於某個社會階層而不利於另一個階層的情況下。
舉例： “女子無才便是德” 和 “女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都是 (男性)聖賢之教。
Th. 慣例使擁有權力的階層，在上例為男子，隱藏有利於他們的分配。*****
散布讓人醒悟的信息，會帶來解放和社會進步，但也同時激揚了悲劇性選擇。
「人有理性，遲早會醒悟某些慣例的內裡乾坤。 但人的視野局限，又勢必陷身某些慣例而無從覺識。」作者如是說。

以上學理出自《悲劇性選擇Tragic Choices：The Conflicts Society Confronts in the Allocation of Tragically Scarce Resources》(1978) Guido Calabresi& Phillip Bobbitt

說史131126

最寒冷的冬天（十）止步還是北進？

蕭律師執筆

自仁川登陸大捷後，對美國來說，跨越三八線其實是他們唯一可做的決策。在北韓對南方進攻勢如破竹時，美國朝野上下未暇思考，如果北韓人被擊潰，我方該怎樣因應的問題。內閣唯一考慮的只是怎樣保住美國大兵的性命；想象對北方大門洞開時該怎樣做，肯定是很奢侈的事。

但「大捷」後，「奪取更大勝利」的念頭不斷敲擊他們的欲望之門，以前對戰局的判斷及對華態度上的分歧，都被壓了下去。因為北韓人先跨過美國人認可的邊界，並挑起這場戰爭；因為有那麼多美國人命喪韓國；因為戰區總司一直夢想著反攻北方—-所以，美國在南方的勝利越輝煌，阻礙其揮軍北進也就越困難。現在唯一能讓美國人一洩心中憤怒就是北進，北進，讓美國大兵腳踩在北韓的領土上。

他們沒有理由止步於三八線，等待敵人重整旗鼓、大舉反攻。最合乎軍事邏輯的行動，就是稍微越過三八線，大量集結空軍的力量，尋找便於砲兵的合適地段，開挖戰壕，不給對手任何攻擊機會，再伺機停火。事實上堅持繼續北上，徹底制服敵人的絕對不只麥克阿瑟。儘管其他高級指揮官經常難以和他合作，但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卻能聯合起來。

決定北上所引起的爭論根本就不算爭論，因為即將跨越三八線的這支軍隊實在太強大了。同時在國務院裡，肯楠George Kennan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他一直認為，如果美國想統一韓國，那麼來自蘇聯或中國的威脅就太大了。在肯楠看來，繼續北上就把美國人帶入災難性的危機；華盛頓根本就控制不了麥克阿瑟。這樣的決策無異於夢魘，美軍的手伸得太長了。****

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其遜Dean Acheson的政策團隊換個不停，「中國通」或中國事務負責人早就早被清除出局，沉默寡言的勒斯克Dean Rusk成為政府裡亞洲事務的頭號人物。勒斯克與肯楠恰好相反：肯楠對中國和蘇聯瞭若指掌，但對國內政治要務卻幾乎一無所知；而勒斯克精通國內政治，對遠東則知之甚少，也不感興趣。

事實證明，勒斯克對中國的態度絕對是最死板的。在後來的越戰期間，他成為對待亞洲共產黨國家眾所皆知的強硬派人物。他相信毛澤東的崛起是歷史性轉折，「均勢的變化正有利於蘇聯，而不利於美國。」他是最早主張讓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重返國務院之高層人物之一。肯楠認為杜勒斯重返國務院反映出國內政策的變化—-外交辯論開始向強硬派傾斜。***

七月十日，美國收到印度提出的“韓國和平方案”，中國對此感興趣，而蘇聯則明顯不高興。該方案要求雙方停止軍事衝突，重返三八線，以及中國加入聯合國。***

肯楠覺得這個意義重大。他認為中國進入聯合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不大，因為蘇聯已是聯合國成員並擁有否決權。這項提議和有特殊作用，就是讓中國逐漸疏遠蘇聯。起到分化兩個共產大國的作用。

肯楠的主張很快就在會議上遭到強烈反駁，尤其是杜勒斯，因為他和和其他反對者認為，「這將讓發動戰爭者得到好處」。「我們的百姓會覺得被騙了，只有付出而沒有收獲。」拒絕印度停火建議的政治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艾利森John Allison是杜勒斯最積極的先鋒，對國務院的鴿派觀點大加貶抑。他認為美軍不但應該越過三八線，「最後還要打到滿州和西伯利亞邊境」，然後在聯合國監督下在韓國全境舉行大選。他還強烈指出：「三八線不應被認為、也不能成為政治分界線。尊重這種分界線只會為侵略者提供避難所。慫恿發動新的戰爭」。杜勒斯認為拋棄這條線才「有利於該區實現永久的和平安全」。

勒斯克是個重要角色，是民主黨政府在這個層次的亞洲問題上的頭號強硬派，更是影响國務院，進而左右艾奇遜想法的重要人物。老派「中國通」擔心把中國拉進戰爭，但他們相繼出局了，艾奇遜對於繼續北進就毫無顧慮了。

越來越多像勒斯克這樣的鷹派人士浮上桌面，希望能主導政策規畫師尼采Paul Nitze（很受肯楠影響）的運作。親近肯楠的人士認為，「一旦美軍越過三八線，蘇聯或中國務極有可能加入戰爭」。但艾利森向尼采提交一份措辭更激烈、更好戰的備忘錄。「美軍止步三八線將是巨大的恥辱，如果接受以戰前狀態作為戰後分界線，美國在南韓人民眼中的高大形象將一掃而空。」艾利森之後更使用二戰以來最激烈、最具爆發力的話語：核子武器。艾利森根本不在乎引發一場更大的戰爭，甚至乎世界大戰。

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反對派，加入主戰陣營。看來美國大眾都希望獲得一場更大、更全面的勝利。十月中旬舉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64%的美國民眾希望越過三八線追擊北韓軍，但他們是否想和中國一決雌雄，那又是另一回事。

實際上，在麥克阿瑟的軍隊遭遇中國或蘇聯部隊之前，參聯會一直傾向於「繼續追擊，至少再追擊一段距離」。在越過三八線時，戰地高層指揮官們也難以抑止趁勝追擊的衝動。經歷最初的羞辱後，他們終於反敗為勝，這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勝利，而是一場痛快淋漓的復仇。讓政客爭拗去罷，軍人要做的就是不斷前進。要軍隊停下進攻脚步，向一直未出現戰場上的敵人敬禮，顯然不合情理。

但對總統來說，這種政治決策異常困難。他知道，中國已陳兵中韓邊境，而北韓人並未被徹底擊敗，他們只是在戰場上暫時撤退而已。但政府在追擊問題上的猶疑不決已被指責為過於軟弱。事實上後來杜魯門總統President Truman決定繼續北上越過三八線，給麥克阿瑟的命令非常含糊：「越過三八線，但避免任何可能導致美國及聯合國軍隊與蘇聯或中國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行動。一旦遭遇蘇聯或中共軍隊，必須立即中止接觸。在接近中國邊境時，只能動用南韓軍隊，美國或聯合國軍隊不得進入與中國或蘇聯接壤的任何省分。」但國務卿以下大家都知道，麥克阿瑟一向喜歡獨斷專行，這種含糊其辭的命令更讓他如魚得水。這位將軍在仁川登陸成功後，聲望如日中天，使他的頭腦不再清醒。

行政當局對麥克阿瑟的畏懼始終是韓戰的最大秘密：怕他打敗仗，但更怕他打勝仗。***

九月廿九日，參聯會最終做出越過三八線的決定。仁川登陸對麥克阿瑟來說是雙重勝利，既打敗北韓人，也打敗他在華盛頓的敵人。麥克阿瑟將義無反顧向北挺進，追擊早已消逝的敵人，而對黑暗中顯露的災難信號視若無睹。

仁川登陸之後，他的運氣終於耗盡了。

資料來源：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SENSE隨筆131125
能做伏地挺身的魚
執筆人：蟬

魚究竟需要甚麼條件才能夠做 “伏地挺身Push-up” 呢？ 答案很簡單，就是一雙手和手臂。 這幅 “復原圖” 足以說服你魚能做得到嗎?

2004年，古生物學家Neil Shubin發現一種被解釋為是魚類走上陸地時代的 “失落環節物種” 提塔利克魚Tiktaalik的化石。 提魚擁有 “手腕”，*** 而四肢則保留著鰭的外形。

<“爬”上陸地的魚>
演化生物學界相信陸上動物都是從水裡“爬”上岸的。*** 現存的化石證據顯示，3億6千5百萬年前開始有陸上生物， 在此之前生物都是在水裡生活的。
魚類和陸生動物在外觀上看差別很大。 魚沒有脖子和四肢，而陸上生物則沒有鱗片和鰭; 陸上動物用肺呼吸，而魚以腮呼吸。既然是這樣，到底甚麼理由讓生物學家把魚類和人類在演化層面掛上關係呢？

19世紀英國解剖學家Richard Owen研究從新世界帶回來的動物，將觀察結果在其經典名作《論四肢的本質On the Nature of Limbs》發表。Owen發現所有動物的四肢，不管是手，翅膀，甚至是鰭，都有著共同的架構**** ：上端有一根較粗大的骨頭，下底連接著兩根骨頭，再下面則是一些幼小的骨塊，最後便是手指或腳趾。 他認為這是造物主的計劃。

基於Owen的觀察，達爾文提供了更科學的解釋。達爾文認為動物四肢結構與人類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 人的手、鳥的翅膀和青蛙的腿都是由同一原始結構演化出來的。

經過一百多年的化石發掘和生物學進步，現今科學家認同人類是由魚類演化而成的。 但這理論卻面對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化石證據裡面一直缺少了魚類和原始陸生動物的「中間物種」。 這個問題到2004年才終於由Shubin找到了答案。

<像鰭又像四肢>
19世紀中葉，奧地利動物學家Fitzinger在南美洲發現一條擁有肺部的魚：美洲肺魚LepidosirenParadoxa。它在幼兒期時擁有腮輔助呼吸，成年後腮組織會失效，全面依賴肺呼吸。 肺魚的胸鰭基部有一根骨頭連到肩部，就像人類的上臂有一根肱骨接連到肩膊一樣。 雖然它擁有和今日哺乳類相近的呼吸系統和肱骨，但卻沒有「四足動物tetrapod」的四肢骨骼結構。

又根據化石證據，四足動物應該是在3億6千萬年到3億9千萬年之間，即泥盆紀Devonian Period地質年代發展出來的。 截至1995年，該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物種應該是 真掌鰭魚Eusthenopteron、潘氏魚Panderichthys、梭氏魚石螈Ichthyostega和棘被螈AcanthostegaGunnari。

真掌鰭魚擁有「一根骨頭連著兩根骨頭」結構，但整個骨骼都在魚鰭內，情況就好像人類上肢的骨骼結構都在手掌內找到一樣。 真掌鰭魚剛被發現時以為是陸上動物最接近魚類的物種，但後來發現牠只生活在較深水的水域，似乎從未離開水中。 取代其地位的是 潘氏魚，被認為是最接近陸上四足動物的魚類，生活在較淺水域。

20世紀初，梭氏魚石螈的化石被瑞典古生物學家Save-Soderbergh所發現。 魚石螈具備完整的手指與腳趾，在剛被發現的時候，號稱為「主要的遺失環節」。Save-Soderberg同時發現的還有 棘被螈。棘被螈也擁有完整的手指與腳趾，與魚石螈一樣是早期的魚類–陸上動物的中間物種。 後期的研究指出棘被螈的腳形狀像海豹的鰭腳， 意味著早期的四肢是發展出來幫助游泳，而非在陸地上行走用的。****

<中間物種的中間物種>
2004年，Neil Shubin在加拿大發現3億7千5百萬年前的化石，一種被認為是魚類走上陸地時代 “失落環節的物種”：提塔利克魚Tiktaalik。
提魚除了擁有Owen指出的基本四肢骨骼結構外（除了沒有指骨），它還擁有手腕,*** 而四肢則保留著鰭的外形。 提魚的骨骼結構對理解物種演化的時序有極大的貢獻，但究竟是怎樣的變化和適應策略令魚類演化出“手” 來呢？

泥盆紀被稱為魚類時代，大量魚類物種繁衍出來。 當時海平面比現時高180米，地球表面平均溫度高6度C。 同時期陸地植物種類也迅速增長，故被稱為“泥盆紀大爆發”。 然而高度綠化令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下降，促成「晚泥盆紀大滅絕」。

大滅絕約發生在3億7千4百萬年前，估計約一半物種絕了種，海床生物和海洋生物受害最烈。海平線在泥盆紀末下降60米，溫度急速下降，令海洋生態環境嚴厲改變，淘汰了大量海洋生物。

Shubin相信，提魚之胸鰭之所以演化成像人類手臂的結構，是因為它需要做一個相當特別的動作：伏地挺身。*** 提魚可以像人類那樣，將魚掌貼平地面，手肘彎曲，用胸肌使身體上下運動。 腕關節就是為了讓魚掌平貼地面，而化石亦顯示出提魚大胸肌附著處有很大的突起和疤痕，似乎胸肌相當發達。

綜合提魚扁平的頭、位於頭頂的眼睛和擁有肋骨幾項特徵，可以估計它生活在淺水甚至沿岸的地方。 猜測牠活在沿岸地方的原因， 是當時海洋的競爭相當激烈，提魚被逼遷移至較淺水地方苟且偷生。 而正正因為它離開海洋，令它能捱過 “晚泥盆紀大滅絕”。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信焉。

參考：
《我們的身體裡有一條魚》
《Your Inner Fish: A Journey into the 3.5-Billion-Year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2008, Neil Shubin
本書為2009美國國家學院科學傳播獎得獎書

　　頭頂「台灣第一豪門」名號的鹿港辜家，歷經日本殖民時期、國民黨執政及政黨輪替而不倒，其百年興旺離不開政商關係的庇護，在歷次經濟改革中都因掌有信息優勢而獲得先機發展壯大。不過，辜家傳承至第四代時，政商關係的雙刃劍效應顯現，「辜振甫-辜濂松」的叔侄配雖為家族傳承史上一段佳話，但脆弱的傳承路徑加上過於依賴政商關係，最終導致辜家傳承受阻，兩度分家。其中經驗教訓，猶可為傳承剛起步的中國內地富人家族所借鑑。

　　2013年5月31日，台灣地區擁有百年歷史的鹿港辜家第四代接班人、前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2891.TW）副董事長辜仲諒所涉的「紅火內線交易案」二審判決出爐。台北高等法院依違反「證交法」等罪，判處辜仲諒有期徒刑9年8個月，並處以巨額罰金1.5億元新台幣，一時之間坊間一片愕然。

　　被辜濂松寄予厚望的長子辜仲諒多年來官司纏身，甚至委身境外，令辜家交接班計劃一再擱置。為重回商界舞台，辜仲諒近年來積極投身公益，2012年5月在台灣大學成立「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本人親任諮詢委員，本欲借慈善基金會董事長之名低調走向前台，從而接手辜家傳承重任，沒想到因官司二審被重判，為其繼承家族企業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台灣地區新舊「五大家族」

　　家族集團企業作為台灣地區民營經濟的骨幹與核心,在區域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台灣地區歷來都有「五大家族」的說法。傳統的「五大家族」由北至南分別為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另外，隨著2002年以來台灣地區進行金融改革，金融控股公司蔚然成風，許多大家族和財團也經營金融業，以金融為槓桿使得家族財富成倍升值，從而產生了另類的「金控家族」。從《福布斯》2013台灣50富豪榜可以統計得出，台灣地區前50大富豪中，近兩成富豪的財富來源為金融業，而各老牌家族更無一不染指金融行業；其中較著名者為中信辜家與開發辜家（均出自鹿港辜家）、新光吳家與台新吳家、國泰蔡家與富邦蔡家等六家，簡稱為「吳吳辜辜蔡蔡」。所以近年來也有人概括出台灣「新五大家族」，即台塑王家、遠東徐家、國泰與富邦蔡家、和信與中信辜家、新光與台新吳家。其中傳統的五大家族獨鹿港辜家猶引領風騷。而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儘管不在前五大榜上，但在金融產業方面仍保持著相當的影響力，僅僅是規模不及「吳辜蔡」三家而已。

　　由此可見，百年以來，台灣地區歷經殖民統治時期、國民黨執政時期和民進黨時期，各大家族財閥歷經滄桑，幾度沉浮；但無論「五大家族」、「五大財閥」還是「新五大家族」的名頭如何變遷，來自鹿港的辜家始終名列其中，長盛不衰，因而被稱為「台灣第一豪門」。　 

　　鹿港小鎮走出的「第一豪門」

　　羅大佑作曲填詞自唱的「鹿港小鎮」是指台灣地區中部面對台灣海峽的漁港，也是數百年前福建移民渡海峽赴台的重要港口。鹿港辜家在台灣地區歷史悠久，自十三世祖辜仁蓀於清朝康熙初年從福建泉州遷台以來，世居台灣鹿港，與聲名顯赫的連戰家族不分軒輊。用「時勢造英雄」來形容鹿港辜家的崛起一點都不為過。辜家的發跡始於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1866年出生的辜顯榮21歲就開始經商，往來台灣與沿海各大港口間，26歲與陳笑結婚。1895年，清政府在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後，被迫將台灣、澎湖列島等割讓予日本，日本軍隊在基隆港登島，開始了對台灣約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而當時小有名聲的辜顯榮則被台北大稻埕富商推舉為代表，帶領日本軍隊和平進入台北城，並協助維護台北城的秩序。這一舉動在歷史上頗具爭議，辜顯榮也曾被冠以「漢奸」的罵名。由於辜顯榮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各項措施極力配合，且其為人處事深受日本人的賞識，因而順利取得種種特權事業，在日本人的准許之下成立了大和商社，獲得了鹽、糖、鴉片、樟腦等大量商品在台灣的特許經營權與專賣權；不僅如此，辜顯榮還積極從事土地開墾、金融業等各項投資，使得辜家的事業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達到巔峰，累積了龐大的財富，一舉成為當時台灣的第一富商。

　　二戰之後，台灣結束了日本殖民統治，鹿港辜家並未受到「親日」牽連，反而將家族產業平穩傳承至第二代辜振甫、第三代辜濂松叔侄，在叔侄二人的整合重組下，辜家事業版圖進一步發揚光大。1954年4月，在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支持下，辜振甫主持公營企業—台灣水泥公司的民營化改制，開闢了辜家產業的新天地。上世紀60年代，台灣當局大力獎勵投資以加速經濟發展，辜振甫把握時機，又引領辜家從產業界邁向金融界：1966年4月，辜振甫在台灣當局的支持下，在一批台灣上市公司的基礎上組建了「中華證券投資公司」，1970年將其改組成「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此後，辜家產業的擴張便以「中國信託」為核心，逐漸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家族企業集團。1991年，辜振甫借「謙沖致和，開誠立信」八字對聯，將「中國信託」更名為「和信企業團」，彰顯其一代儒商本色，和信企業團旗下產業涉及金融、保險、證券投資、租賃、房地產、建築開發、酒店、水泥、橡膠、百貨、航運、進出口、電子、通訊等眾多領域，其資產規模一度超過350億美元，在台灣家族企業中成為翹楚。

　　正所謂「將門無犬子」，鹿港辜家百年以來開枝散葉，除了開山鼻祖辜顯榮、二代嫡系接班人辜振甫以及第三代接班人辜濂松之外，還培養出了許多名人，並活躍在政界、商界與學界：辜顯榮第六子辜偉甫也是社會名流，其財力和政商關係不在五哥辜振甫之下，只是在作為接班人的辜振甫事業出現轉機時甘願退居幕後，從此熱心於文化事業，曾創辦榮星合唱團、榮星花園等；辜顯榮小兒子辜寬敏則常年活躍在政壇，還曾於2008年參與民進黨主席競選，敗於蔡英文；辜寬敏長子辜朝明則是一名資深金融學者，擁有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國際外匯專家，現任野村證券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圖1）。

　　借助政商關係「槓桿」，辜家發揚光大

　　貴為「台灣頭號紅頂商人」的鹿港辜家，其百年興旺理所當然離不開政商關係的庇護；這一優勢也使其他家族難以望其項背。政商關係一直是辜家的傳家寶，在辜氏家族集團的興起、發達與傳承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被譽為「政商最後貴族」的辜氏家族一代巨擘辜振甫生前接受記者訪問，在回答辜家幾經政權更替，都能屹立不倒的問題時，他說：「沒有政治關係，你也保不住」，但是，「政治，是用來保護的，不要想用政治去賺錢，若因此而掉進去就麻煩了」。由此可見鹿港辜家對於政商關係這一家族核心競爭力的深刻認識。

　　辜家有多名家族成員曾在台灣歷屆政權中擔任要職，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早在清政府時期，辜顯榮就因平亂有功獲賞五品軍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任台北保良局局長；此後，辜顯榮又歷任台中廳參事、總督府評議員等顯赫要職，並多次獲雙光旭日章、四等授瑞寶章等殊榮。其子辜振甫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國民黨當政時期深受蔣氏父子器重，1956年被指派參加日內瓦國際勞工會議，從此開始了經濟外交，並得到蔣介石的器重，擔任過其日語翻譯。辜振甫商旅仕途均很順利，在成為工商界巨頭後，1982年被提名為國民黨中常委，進入國民黨的權力核心；1989年當選「海基會」首任董事長，其後成功5連任，並在1993年實現了兩岸中斷往來40多年後的首度正式接觸，即「汪辜會談」，在兩岸和平統一的青史上留下濃重一筆。辜振甫的侄子辜濂松此後全盤接手了辜振甫在工商界的巨頭地位，他在國際工商界享有盛名，曾任工商協進會常務理事、亞洲商工總會榮譽會長兼諮詢委員會主席、艾森豪威爾獎金台灣協會董事兼秘書長、台北租賃商業公會理事長、亞洲金融投資公司董事等職，在政界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和資政等要職，顯赫一時。

　　不僅如此，辜家與台灣的歷屆當權者，包括日偽時期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的蔣介石夫婦、李登輝夫婦、連戰以及陳水扁等人，關係都非常密切。辜振甫的妻子嚴倬云是望族紳士林熊祥的外甥女、嚴復的孫女，其妹妹嫁給了當時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其兄又娶林熊祥之女為妻，與姑母嫁給林家的連戰是親戚。嚴倬云在婚後也相當活躍，得到宋美齡賞識，一直和蔣孝文之妻徐乃錦輪流擔任台灣基督教女青年會理事長，1992年任「婦聯會」總幹事。她與李登輝之妻曾文惠相交甚厚。辜濂松之子辜仲諒早在讀中學時就認李登輝為乾爹，那時李的獨子去世，悲痛之餘辜家成為李家的精神支柱，辜濂松的妻子林瑞慧更成為李登輝之妻的密友。另外，辜仲諒也與陳水扁夫婦有著密切來往，並因此深陷陳水扁洗錢案，足見其與陳水扁夫婦關係之深、交往之密。

　　政商關係對於辜家最大的幫助在於，辜家可以通過政商關係把握政府政治經濟動向，獲取信息優勢，在歷次經濟改革中掌握先機，從而保證家族企業在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生態中獲得最大優勢從而發展壯大。這也從辜家發展壯大的軌跡可見一斑。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8年，日本殖民統治者改變統治策略為「以台製台」的懷柔策略，對台灣民眾的抵抗採取軟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顯榮因其特有的政商地位和處事手腕長袖善舞，居間協調，開始真正飛黃騰達。日本佔領台灣地區以前，當地食鹽原採用官賣制度。日據初期，日本統治者為了收攬人心，廢除官鹽制度，採取民製、民運、民銷的懷柔政策，任由民間自由買賣，造成鹽價波動。辜顯榮利用自己的獨特地位獻計獻策，從中獲得鹽田的特許經營權，並於1900年被任命為全台官賣鹽商組合長，獲得全台灣鹽田的半壁江山。隨後，辜顯榮又逐漸獲得諸如糖、鴉片、樟腦等大量商品在台灣的特許經營權與專賣權，奠定辜家基業，成為台灣首富。

　　國民黨政權土改時期。國民黨退據台灣地區之際，發跡於日據時期的辜家不僅沒有衰敗，反而在家族事業上更加輝煌，這要歸功於第二代傳人辜振甫在政界的長袖善舞。1949年開始，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將農林、工礦、紙業與水泥四家公營企業轉至民營，將徵收土地的地價折合成這四家公司的股票，發給地主作為補償。當時，辜家是台灣第三大地主，擁有大約1萬多公頃土地。辜振甫憑藉政商關係獲得改革信息優勢，審時度勢，積極配合，將自家大量田產上繳，換得了四家公營企業的股票，這些股票對他日後在工商界重新崛起可謂功不可沒。後來，辜振甫在親戚葉明勳的大力推薦下，出任「經濟部顧問」，並任台灣水泥公司股東大會秘書處處長，負責籌劃有關轉移民營事宜。1954年，辜振甫正式入主台泥公司，這個水泥產量佔全台超1/3的公司成為日後「和信企業團」的支柱產業，使得鹿港辜家在新時代成功由大地主轉型為真正意義上的家族企業財團。

　　金融改革時期。如果說辜氏家族從進入台泥公司起重新崛起，那麼佈局金融業可謂辜家事業的巔峰。1962年2月，台灣當局成立證券交易所，備受蔣氏父子信任的辜振甫被邀出任董事長，辜氏家族藉機進入高利潤的金融及准金融行業。1966年，辜振甫與人合資設立中華證券投資公司。5年後，台灣當局開放信託業，辜振甫遂將中華證券投資公司改組為中國信託公司，成為台灣第一家信託公司。此後，辜家事業的發展便以中國信託公司為核心，逐步發展為中信關係企業集團，後改為和信集團。2002年，台灣地區實施金融改革，辜家再次佔得先機，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範圍涵蓋股票、債券、保險、信託和彩票等多個領域，利用金融槓桿成倍擴張家族財富，使和信企業團的核心業務逐漸由台泥等實業過渡到中信等金控行業，也為鹿港辜家主脈由辜振甫一支轉移到辜濂松一支埋下了伏筆。

　　獨特的政商關係讓辜家屢佔先機，在每一次的政治經濟生態變化中辜家總能順時應勢，做大做強。不過，在經歷了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掌政權之後，有著政治潔癖的馬英九大門不再為財團而開，政商關係進入「冰河期」，至此，依靠政商關係發展的貴族財團時代正式結束，百年辜家的傳承也遭遇難題，辜家為其過於依賴政商關係的模式付出了沉重代價。

　　傳承之路路障重重，辜家兩次分家

　　「叔侄傳承」路徑不穩

　　如同其他大家族一樣，辜顯榮也是妻妾成群，子孫滿堂。他共有8子4女，由於前三個兒子均為領養或過繼，因此，辜濂松的父親、排行老四的辜岳甫才是辜顯榮真正意義上的嫡親長子，辜濂松則為實際上的長子長孫，地位本不容置疑；但其父親英年早逝致其失去依靠，母親又因被人誣陷而身陷囹圄,年幼的辜濂松從小受到家族其他成員的歧視，全靠五叔辜振甫的細心呵護與精心培養，才順利成長並成為辜振甫的得力助手，家族地位扶搖直上，由此辜家形成了辜濂松作為長孫與其五叔辜振甫同時登上家族傳承舞台的局面。這一特殊的家族情況形成「叔侄搭檔」的現象，辜振甫顧全家族大義，並未選擇自己的兒子繼承家業，而是設計了「辜振甫—辜濂松—辜啟允（辜振甫長子）—辜仲諒（辜濂松長子）」的「叔侄傳承」方案，以保證家族大業掌握在成熟得力的家族成員手中。「叔傳侄」本非穩定的傳承路徑，而辜啟允的個人財務問題與身體情況惡化也使得「叔侄傳承」的神話徹底灰飛煙滅。

　　2000年底，辜啟允被正式確診患有肝癌，於是家族事業的權力結構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不久後，辜啟允個人投資8%的和信流通家又爆出「跳票事件」，個人財務問題浮出水面。當時有人估計涉及金額達新台幣三四百億之多。為保住上市公司不受影響，辜振甫決定將他所統領的和信集團內金融事業體系，全部交給侄子辜濂松接手經營。同年底，他與辜啟允兩父子一同辭去「中國人壽」董事長與總經理職務，由辜濂松三子辜仲立接任董事長，和信集團分家初現端倪；數十天後，辜啟允病逝，辜振甫與辜濂松共同協商，為了確保幾家上市公司不受牽連，雙方達成以債換股、股權轉換、徹底切開上市公司的協議，和信企業團分家已經在所難免：辜振甫幼子辜成允倉促接手台泥等事業，而長子早逝也讓辜振甫的健康每況愈下。

　　2003年，資產規模曾達350億美元、由辜振甫一手創建並掌管的「和信企業團」在經過兩年多的整合之後正式分家，分為「中信集團」與「和信集團」（圖2）：中信集團由辜濂松一脈主導，以金融事業為主營業務，旗下公司包括中國信託金控、中國信託人壽保險、中租迪和、國喬石化、台灣慧智、緯來電視網、台灣全祿、聯廣、捷和建設等；和信集團由辜振甫一脈主導，以生產事業為主營業務，旗下公司包括台灣水泥、中國合成橡膠、福聚、和信電訊、和平電廠、中信大飯店等（註：2006年，和信集團出售福聚股權，退出福聚之經營；2010年，和信集團退出電訊業，旗下和信電訊被併入遠傳電信）。由此，鹿港辜家完成了第一次分家，由辜振甫主導的和信企業團走入歷史，而辜濂松一脈掌控的金控集團掌握的資產總額超過其五叔辜振甫一脈所掌的和信集團五倍之巨，事實上成為了鹿港辜家的真正代言人與傳承者。

　　欽定接班人官司纏身

　　中信辜家掌門人辜濂松共有三子，分別為辜仲諒、辜仲瑩和辜仲立。三個兒子個性大不相同，辜仲諒最海派、人際經營能力最佳；辜仲瑩則被認為最聰明、最具開創性，有「獵豹」之稱，但是個性直接；辜仲立最低調、最持穩，經營上非常尊重職業經理人的意見。辜仲諒作為長子，外形高大俊朗，擁有海外名校學位，從小就受到父親辜濂松的百般呵護與極力栽培，在和信企業團未分家之時即被辜振甫指定為「隔代接班人」，可謂眾望所歸，是中信集團接班人的不二人選。

　　然而事與願違，中信辜家的交接班計劃再次被打破。最善經營人際關係的長子辜仲諒因繼承家族事業的需要從而全盤繼承了父親的政商關係，沒想到作為政治「菜鳥」的他一著不慎，不僅深陷陳水扁海外洗錢案件，2006年更是因中信金控併購兆豐金控股權而身陷「紅火案」，於2013年6月二審裁決中被判9年8個月重刑，接班遙遙無期；老二辜仲瑩並不甘居大哥身後，希望獨立開創事業，在要求分家被拒後，個性直接的他果如「獵豹」之稱，以小吃大入主「開發金控公司」，誓與其兄火拚，甚至傳出兩兄弟為了搶奪金控公司，爭相巴結陳水扁一家的消息。辜濂松為營救陷入開發金爭奪戰的辜仲瑩被迫動用家族資金，導致兩兄弟反目，互不來往。無獨有偶，老二辜仲瑩也一度身陷開發金控併購金鼎證券案，分身乏術。兩兄弟同時官司纏身，老三常年旅居海外，中信辜家傳承遲遲未能推進，身患重病的老父辜濂松不得不搬出表弟顏文隆做「顧命大臣」，代理中信金董事長，意圖維持辜家經營權。2012年12月6日，辜濂松在美國紐約病逝，中信辜家正式分家，由三個兒子分別接管，辜仲諒仍然作為接班人入主中信集團的主力旗艦「中信金控」等系列企業，二子辜仲瑩則成為當初在父親幫助下以小吃大拿下的「開發金控」等產業的新主人，幼子辜仲立則成功接手以海外事業和不動產為主的「中租系」企業（圖3）。自此，中信辜家一分為三，辜濂松一手締造的「中信王朝」也走入了歷史。

　　在中信辜家遭遇危機的同時，辜振甫一脈經營的、以實業為主的「和信集團」卻穩紮穩打，幼子辜成允痛定思痛，成功化解債務危機，旗下主力台泥公司（1101.TW）在2003年開啟組織變革後再度恢復元氣，重振雄風，目前更是大舉進軍內地市場，形勢看漲（圖4）。辜成允本人在2013年以14.4億美元的身家躋身福布斯富豪榜且位列中信辜家之前，正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讓人唏噓不已。

　　路障重重，分家成必然

　　鹿港辜家百年來兩度分家，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值得分析。在筆者去年出版的《關鍵世代》書中介紹的「特殊資產—路障」分析框架下，我們可以嘗試作出分析。

　　特殊資產勢弱。毫無疑問，不同時期緊密的政商關係推動了鹿港辜家的日益壯大，是辜家所獨有的特殊資產；但這一特殊資產在台灣政治生態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威權統治直至政黨交替執政之後已日趨勢弱，甚至成為「雙刃劍」，使得辜家接班人身陷囹圄，家族傳承陷入困境。失去政商關係這一特殊資產庇護的辜家難免陷入分家的窘境。

　　傳承路障重重。首先，辜家特殊的家族情況導致了雖為佳話卻脆弱的「叔侄傳承」路徑，傳承人選一旦出現意外事件，這一路徑就會被輕易破壞，家族傳承佈局陷入困境。其次，辜家在實業與金融兩大版圖的發展產生顯著差異，甚至在實業板塊爆發財務危機時，為顧全大局，隔離風險，辜家不得已將版圖進行切割，無奈分家。最後，家族欽定接班人兄弟不和且身陷官司，分身乏術，家族產業的穩定傳承也化為泡影。

　　因此，在家族特殊資產勢弱，傳承路障重重的背景之下，鹿港辜家的兩次分家成為了必然。

　　百年傳承的啟示

　　鹿港辜家走過的百年就是一部完整的家族傳承的編年史，也是眾多豪門世家發跡與騰飛的縮影：服膺不同時期的當政者，力求家族自保；在緊握政商關係這一核心競爭力後，憑藉信息優勢與敏銳的嗅覺在歷次改革中分得一杯羹，從而「拜將封侯」，實現飛黃騰達。但政商關係猶如「雙刃劍」，雖一度引領辜家獨領風騷，成就輝煌，造就了「台灣頭號紅頂商人」和「台灣第一豪門」的殊榮，現如今卻在嶄新的政治生態下逐漸勢弱，路障重重，甚至讓接班人身陷囹圄，家族傳承陷入困境。但不可否認的是，鹿港辜家能走到今天，家業長盛不衰，自有其道理：家族四代開枝散葉，多子多孫，同時重視家族成員的精英教育，不僅降低了家業傳承的風險，同時提高了家族傳承的質量，多位家族精英成員活躍在政壇、商界與學界等不同領域，最大限度提高了家族影響力，這種不同領域的協同效應對於家族的持續發展意義重大；另外，家族成員互相護持，深明大義，將家族整體利益置於個體成員的利益之上，也是家族不凋零、家業長青的重要原因—辜振甫與辜濂松的「叔侄配」至今仍是家族傳承史上的一段佳話。今後的辜家在台灣未來的政經生態與家族氛圍下將何去何從？辜振甫-辜成允一支經營實業、走入內地與國際市場，而辜濂松一系衷情本地金融業、續走政商路線。前者獲初步成功，後者仍深陷泥潭。看來失去政商資源後的辜家，走向市場是一條好路。

　　筆者過去一項對近20年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200宗家族企業傳承案例的研究顯示，家族企業在繼承過程中都面臨巨大的財富損失，在繼承年度及此前5年及此後3年的累計股票超額收益率平均高達-60%，即財富蒸發六成（詳見《新財富》2009年12月號本專欄），由此可見家族企業生存、傳承之艱巨，家族企業的繼承人更是任重而道遠。台灣辜家已經延續到第四代的傳承，期間有曲折有教訓，也有值得借鑑的地方，而內地的商業家族剛進入第二代的大規模接班進程中，如何規劃家族與企業的長遠延續與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瀋陽鐵西新區，國際紡織服裝城及住宅小區景星花園的腳下，是原瀋陽冶煉廠舊址。該廠於1999年停產，因多種重金屬污染已滲透至深層土壤及地下水，36萬平方米的廢棄廠區長期閒置。2006年，這塊規模龐大的污染地塊進入了鐵西區政府的規劃圈子，在幾經研討、測污之後分等級進行治理，其中最嚴重的污染土壤被運用新技術鎖定後全部置換成新鮮泥土，最終這塊著名的「毒地」順利通過環境測評，重新投入市場。

　　「毒地」 修復再利用並非孤例。在中國如火如荼的城鎮化過程中，原先處於市中心或者市郊位置的化工廠、造紙廠、礦場等相繼遷出，為了達到地產開發的環保測評要求，這些受到污染的土地首先要經過一番「解毒」手術，儘管耗資不菲，但後續的土地增值效益更加可觀。屬於複合型重金屬污染的瀋陽冶煉廠地塊，治理難度高，當時由瀋陽市環境科學研究院全權負責，根據其提供的數據，一共治理修復污染土壤15.2萬平方米，總投資1.2億元，修復後場地實現土地增值約7.3億元。土壤修復市場價值魅力凸顯，引得眾多企業湧入掘金，並初現產業鏈雛形。

　　城鎮化撬動千億土壤修復市場

　　在經歷30年的快速發展後，中國受到污染的土壤面積有多廣？目前並沒有權威部門披露相關信息，但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正是這一問題的表徵。環保部曾聯合國土資源部斥資10億元，耗時6年時間對全國的土壤污染情況進行摸底，然而最終這一調查結果被束之高閣，未能公開。中國土壤污染的嚴重程度不言自明，但真實情形卻「猶抱琵琶半遮面」，從而給土壤修復行業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土壤污染主要分為有機污染（以農藥污染為主）、化肥污染、重金屬污染和其它污染。原環保總局早期調查顯示中國大約90%的土壤污染為重金屬污染。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的化工業和礦山開採、各類製造型工廠，以及近年興起的IT產業供應鏈都是重金屬污染的原凶。據公開報導，IT配套業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屬污染，其中10%屬嚴重超標。土壤污染具有延時性、隱蔽等特點，當土壤所受污染超過自身淨化能力時，如不及時修復，重金屬會不斷累積，說其為定時的化學炸彈並不為過。

　　「毒地」規模龐大，但具有商業修復可能性的則相對「瘦小」許多。由於受到修復資金短缺等限制，污染地塊必須要具備後續開發價值，地方政府才有足夠的動力與資金去修復。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擴容，城市建設用地規模緊張，原工業、礦業用地，市郊的生活垃圾用地，或其它特殊用地（如危險品生產、貯運、處理處置等用地）都可能變身城市新區的一部分，污染地塊必須經過治理方可再規劃，而這部分治理成本通常都能夠通過地塊拍賣或升值收回。這也是為什麼在城區污染場地修復、礦山土地修復和耕地修復三種土壤修復類型中，污染場地修復成為掘金焦點的原因。

　　污染場地修復的具體價格取決於受污染的程度及修復時限長短。從各地披露的信息看，一個大型污染場地的修復動輒耗資過億元。2011年，武漢市環保局對口區化工企業搬遷後騰退的土地進行了初步調查，4118畝土地中，污染土壤面積為1260畝，佔比30.6%，而後期的土壤與地下水詳查及土壤修復工程總投資預算約24億元。2013年，蘇州、常州、無錫等地也相繼推出了五六個上億規模的項目。

　　據中科院地化所估算，目前中國城市受重金屬污染地塊共有七八百塊，以此推算場地修復市場規模不下千億元。而在未來，隨著環保立法的跟進，礦山污染、耕地污染等更嚴重的問題或可解決資金難題，土壤修復企業的市場空間將進一步擴容。事實上，在環境產業發達的國家，土壤修復產業在環保行業中的產值份額高達30%-50%，而這一比例在中國當前還不到1%。 「十二五規劃」中，節能環保行業總產值將在2015年達到4.5萬億元，龐大的基數效應加乘規模佔比的攀升，可以預見，現在還稍顯冷門的土壤修復產業在日後將攫取更多的注意力和資本的關注。

　　40%高毛利集結產業資本

　　土壤修復行業剛剛起步，2011年，有20多家以「環境修復」為關鍵詞的新公司註冊，現在僅北京地區就已增加到100多家。行業前景看漲，傳統的專業技術力量和受前景及高利潤率誘惑的企業一同湧入，共同塑造著現下野蠻生長、無序競爭的行業格局。

　　從程序上看，土壤修復的過程大致可分為污染土壤的環境評估、修複方案的諮詢設計、修復工程的實施，及修復後的驗收測評。不過，由於中國土壤修復產業目前主要服務於房地產開發，且無相關法律法規約束，因此具體如何操作還是由開發商說了算。各地環保局科研所及相關院校如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清華大學環境學院、中國地質大學等，由於具有專業知識上的積累，主要參與環境風險評估、方案諮詢設計及驗收測評這三個環節。在政府立項的重難點示範工程中，由於具備政治資源及地緣的優勢，也會出現由科研機構全面負責的案例。但科研機構在產業中面臨著施工資質缺乏、需借助外力修復施工以及實施效果好的修復技術因耗時長而難以進入商用市場兩大競爭劣勢。

　　相比科研機構，專業的土壤修復企業憑藉資本和技術引進扮演著創新者的角色，其優勢在於具有更好的市場敏感度，且能更方便地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責任公司為例，國內第一例農藥污染場地、焦化場地、石化場地修復項目均由其完成。縱觀其發展歷程，一方面是積極與傳統科研機構的合作成立修復技術研發中心、工程技術中心等，借助外部知識力量提升自身技術；而另一方面，母公司北京建工集團也為其提供了「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機會，憑藉「立足北京」的區域優勢抓住了北京城市改建的機遇。目前北京建工環境修復已基本成長為全能型選手，業務也擴展至蘭州、武漢等地。而在長三角等地，以杭州大地環保、北京高能時代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則在分食著中小型土壤修復項目。

　　資本同樣已悄然入駐。北京建工環境修復得到了紅杉資本、北京國資部門及中持環保等的增資入股，而德豐傑基金也在密切關注這一產業中的投資機會。土壤修復產業的快速增長和高毛利是實業及資本捧場的重要因素。從創業板上市公司永清環保（300187）2012年的年報中不難看出，重金屬土壤修復的毛利率高居所有業務之首，達到40%，且2012年的營收同比增長了2.6倍（表1）。

　　在市場規模擴大，而現存企業規模小、數量少的情況下，不少相關企業將土壤修複列入了轉型擴張的新方向。通過巨潮信息檢索發現，從事餐廚垃圾、固廢回收處理的環保企業如江蘇維爾利、桑德環境、鐵漢生態等，均在積極儲備與土壤修複相關的技術和人才，而園林景觀類企業如東方園林，也毫不掩飾對生態修復市場的垂涎之意，在其二次創業的新發展戰略中，計劃以景觀為切入點，整合流域治理和土壤修復技術，進軍生態修復板塊。

　　與土壤修複相關的土壤質量檢測是另一大商機。引入第三方來評估場地污染情況及修復後的效果，將使修復過程更加透明。不過，土壤檢測作為環境檢測中的一個分支，目前只要取得CMA資質認可的機構，就可向社會出具具有證明作用的數據和結果。因此這一領域的掘金者是現成的，競爭也已相當激烈，科學院所下轄的檢測中心如清華大學環境質量檢測中心、專業的第三方檢測企業如華測檢測等均已覆蓋這一業務，並可實現網絡下單、異地送檢等一站式服務。

　　同樣經歷過「先污染、後治理」的發達國家擁有著成熟的環保產業，海外環保巨頭在中國污水處理等領域佔盡技術及資本優勢，不過在土壤修復行業則受到政策掣肘。因為土地污染數據的敏感性，目前外資企業主要參與方案諮詢設計環節，而未能進入修復施工領域。不過巨頭們並不甘心就此蟄伏，而是通過各種方式潛伏其中，如比利時DEME集團與中方對半合資成立了大連德泰土壤修復工程有限公司，成為老東北工業基地上的第一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治理的專業公司，大化老廠區成為其示範工程試點。而國際工程諮詢服務公司伊世特（ESD）收購了一家名為中環循環境技術中心的中資企業，曲線進軍中國市場。日本的土壤改良公司JEM則和曹妃甸開發區合作，試驗的鹽鹼地改良項目效果明顯，銷售額有望從3億日元摸高至100億日元。

　　總體來看，專業選手正在積極熱身跑步入場，非專業選手滿天飛則是當下的尷尬現狀。由於中國土壤修復行業暫無具體法規，對企業的准入門檻和資質也尚未有明文定規，在有的地產商那裡，土壤修復工程簡化成兩個詞—「挖走，埋掉」。只要不影響自己開工，是否造成「二次污染」不用理會。在地產商偏好於以價格高低決定項目權的大環境下，專業的土壤修復企業抵不過挖土方的工程隊也是常有之事。中國環境修復網總編高勝達就評論道，根據他們的統計（2012年），100多家企業在做土壤修複相關的事情，但真正有能力做好的不足10%。

　　法治與環節獨立：成熟市場的修復經驗

　　巨大的掘金價值伴隨著法律空白下的無序競爭，是沒有「裁判」的必然現象。雖然中國早在2006年就已經開始了相關法案的起草工作，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綜合防治體系，缺乏土壤污染治理的專項法律法規。作為立法組的首席專家，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王樹義曾於2013年初透露，醞釀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將出台，該法將最終確定以「治」為重點，「防治兼顧」的立法方向。

　　從環保產業發達的國外市場來看，有法可依將是產業發展的有力催化劑。日本在上世紀經歷「四大公害事件」後，先是於1970年頒佈了《農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2002年又出台了主要針對城區工業跡地污染的《土壤污染對策法》。據日本環境省土壤環境中心的初步計算，僅《土壤污染對策法》就催生出13.3萬億日元的行業產值規模，其中調查費用2.3萬億日元，淨化費用11萬億日元。該法的實施還刺激了土壤污染評價、土壤調查對策工程中介，以及與土壤污染有關的保險業務、金融業務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法律的「定責機制」無疑將保障修復資金來源。不過，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取捨平衡，尤其是中小企業難以自籌污染修復的資金，一步到位並不現實。國家專項基金援助也必不可少，荷蘭在20世紀80年代已投資15億美元進行土壤污染的修復，而德國在1995年一年之內就投資了60億美元淨化污染土壤。中國也已開始初步嘗試，在「十二五」規劃中，土壤修復工程成為重點規劃的治理項目，國家初步投入的專項資金將達300億元。

　　相較於中國目前出現的「全能型」企業，諮詢、修復、測評環節相互獨立將是土壤修復產業成熟後的演化模式。一方面法律法規有望對評價機構、施工機構、檢測機構等各方資質有所規定，規範產業鏈各環節的發展，如日本的《土壤污染對策法》中，以專章規定了專業調查機構資質的相關問題，包括資質的認證、取得、管理和取消等，一併納入環境省監管；另一方面也是產業高度發展後細化的必然方向。

　　2012倫敦奧運場館的土地修復就提供了一個典型治理模板：政府、調查機構、諮詢方案提供商、施工工程方彼此獨立，共同協作完成了倫敦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壤清潔工程。奧林匹克公園所在的倫敦東區特拉特福德，此前為垃圾填埋場及廢棄工業園區，倫敦發展署買下該地後，本地工程集團WSP介入調查，證實部分重金屬甚至已滲入地下40米的地下水和基岩中。從2006年10月起，在對該塊土地的污染情況進行了接近3000次的現場調查後，歐洲最大的設計和工程諮詢機構阿特金斯集團同時領銜奧林匹克公園的總設計師和清理行動總工程師，制訂了詳細的恢復生態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給這塊土地上的200萬噸土 「解毒」的任務交由比利時Deme集團完成，他們利用創新的泥土清洗和生物降解法，令其恢復至「乾淨安全」的標準。倫敦奧林匹克交付局（ODA）則對工程質量進行監督，最終達到了連兒童誤吞泥土都不會產生任何問題的效果。■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經濟多年來一路狂奔，增速之快無人能匹敵，自然也不會缺席這場從資本到人力的大規模「出海」。

　　平民如鳳姐、巨賈如李嘉誠，都在彼岸定義人生資產的再配置；越來越小的留學生漂洋過海去鍍金；富人將在國內買樓拿地的闊氣轉戰至歐美；企業跨國併購屢現大手筆；交了不菲學費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逐漸找到感覺……

　　還沒有人將這諸多不同的側面聯繫到一起，當微觀與宏觀一一印證彼此默契，人在走錢在過海，該如何理解這種自下而上都毫無違和感的大趨勢？

　　最粗泛的解釋，是將中國30年黃金增長所引發的「資本大爆炸」視作基本驅動力。它裹挾了身處洪流中的每個人，每個企業，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細究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資大潮的成因與模式，是希望能給「中國怎麼了？」一個更理性客觀的解釋。

　　本刊研究員 陶娟/文

　　在全球資本圈，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在上演「絲逆襲」的戲碼。一直以來，金磚國家（BRCIS，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力軍，2012年金磚國家吸引的外資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53%。而外資的湧入為金磚國家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動力，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速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速超過8%，遠高於發達國家的2.6%和全球經濟的4.1%。

　　不過，資本由發達地區到新興市場的單向流動正在改變，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金磚國家對外投資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機後，外資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而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的投資卻在加碼。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迅速增長，同比增長50多倍，規模佔巴西當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84.6億美元的1/3強，成為巴西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同樣具有礦藏資源的俄羅斯和南非則打得火熱，俄羅斯對南非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2億美元，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領隊赴南非展開經濟外交，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和葉夫拉茲鋼鐵公司等著名企業已進入南非採礦業和金屬行業。南非對俄投資也突破3億美元。俄羅斯還是南非快速增長的重要遊客來源。印度電腦公司Sahara、安賽樂米塔爾和塔塔集團是南非市場上的著名外企。巴西與南非的合作發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進入南非資源和建築市場。

　　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投資上日益主動，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資本圈中由美歐日所壟斷的話語權。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發佈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金磚五國對外投資總量2000年僅為70億美元，全球份額佔比微不足道；2012年對外投資量已經翻了20倍至145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投資流量中佔據了10%，其中，中國（不含香港地區數據）和俄羅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將貢獻全球增長量的62%，而傳統七國集團（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僅佔世界的13%。

　　新興市場造「富」

　　良好而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為新興國家創造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億萬富豪，在全球頂尖富豪榜單中，金磚國家也逐漸顯露資本大國的風範。根據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單，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來自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富人佔到了158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貢獻了94、59、33位。而俄羅斯的寡頭現象尤為嚴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羅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國各有4位。

　　在「經濟開放」及「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徵時，每個個體的發展和受益程度並不均衡，也因此金磚國家的財富分配效應呈現出驚人的共性—多數財富集聚到了少數人手中。瑞信的報告顯示，俄羅斯貧富懸殊程度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島），在1.43億全國總人口中只有110個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與此同時，93.7%的俄羅斯成人僅有不到1萬美元的財產。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萬美元級富翁人數達到19萬名，佔全國總人口的1‰。而他們手中聚集的資產總額達到675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

　　正是這些頂級富豪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主力軍。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鋼鐵大亨，但近年來，他先是成為英國阿森納俱樂部的二老闆（持股30%）；在美國，通過著名投資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獲利頗豐，並持有Zynga、Groupon、蘋果等公司各數億美元的股權；在中國，烏斯馬諾夫通過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團和京東商城的股份。類似於烏斯馬諾夫這樣佈局海外的新興市場頂級富豪，並非個例。

　　移民浪潮席捲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資本流漫越國界之時，還伴隨著洶湧的移民潮，這其中技術精英和高淨值人群成為了主力軍。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達」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俄羅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過一半，希望子女今後移民的佔到63%。在中國，《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印度由於特殊的殖民地歷史，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普遍認同，他們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勵移民，面對「人才流失」相對淡定。政府更多是通過法律、稅收、資金等政策傾斜，來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歸國創業。

　　過去10年，美國成為中國、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國，共吸收了金磚國家150萬移民（圖1）。

　　俄羅斯移民目的國則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階層多為金融寡頭，美國高稅率並不適合，再則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更具地緣優勢的歐洲國家因此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首選。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地也是新興國家移民的熱門選擇（表2）。

　　中國既服從於新興市場這一資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適規律，但自身的經濟體量及社會特徵又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中國，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在近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平民如鳳姐，成名後冷不丁去了美國，中國夢置換成美國夢。華人首富李嘉誠，東半球出售廣州、上海物業，西半球卻在英國大舉購入電網、水務、天然氣公司等壟斷性資產，據統計2010年以來和黃系海外收購額達到了1868億元，「超人李」旗下資產的「西進」戰略正有序上演。而在這些奪人眼球的喧囂事件背後，濾掉娛樂或商業的表象，是越來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資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兒

　　在《新財富》發起的海外移民相關調查中，有高達九成的網友表示身邊有已經移民的親朋好友。這些移民者出國前三成為經商者，兩成為知識分子，兩成為白領階層。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後定居這三種方式移民的佔比最高，依次為44%、30%、18.6%。至於移民的緣由，七成以上受訪者將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移民能讓自己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明，移民並非主要為了物質追求，環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問題、養老醫療制度沉痾等無不構成外推移民的動力。在網友的選擇中，環境、醫療水平等軟性服務，體制文化是緊隨「子女教育」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圖2）。

　　遠走他鄉，移民者收穫的到底是什麼，素質教育、清潔空氣、環境安全、自由空間還是圈子內身份的象徵？在如何選擇移民目的國家時，有沒有熟人成了愛聚群的中國人最大的偏好，儘管不少人也根據申請的難易程度來決定去往何國，但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幫助選擇目的國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國夢毫無疑問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2003年有4萬中國人移民美國，2012年已有8萬餘中國人移民美國，10年間共計71.41萬原中國居民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移民的熱門。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接收的25.75萬新移民中，32990人來自中國，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國。而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國人在該國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則因為與中國內地在文化上更為相通，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成為不少移民的選擇。

　　因為申請難度較高，福利待遇優渥的歐洲此前並未受到中國移民群體的關注。不過，歐債危機揮之不去，不少國家推出了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時辦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幾乎無移民監的寬鬆居留條件攫取了全球投資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當地購買50萬歐元以上房產即可。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加入了這一熱潮，以提升當地不景氣的經濟，讓南歐成為時下的投資移民熱點。

　　中國移民的湧入，給當地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的過去一年中，國際買家在美買房規模達到682億美元，其中中國買家貢獻82億美元，佔比達到12%，成為美國房地產第二大買家。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偏好洛杉磯、底特律、紐約、舊金山、西雅圖這五座城市。而在《新財富》的調查中，中國買家在幾大目標城市購置房產的偏好如圖3所示。

　　留學後定居以及技術移民是此前移民的兩大主旋律。留學海外再成功拿到綠卡看起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國不少中產階級都設法通過中介將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時代就送出國鍍金，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在外的127萬留學人員分佈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其中選擇留學美國的比重佔44%，英國其次，佔比15%，接著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分別為7%和6%。通過留學後定居拿到綠卡的難易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國移民政策上的調整和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在近年來持續升溫，但財產的高門檻以及每年1萬個名額（EB-5）的限定決定了這只是個「小而美」的類別。相對而言，技術移民的群體更為龐大。以美國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萬移民中，配偶類、直系親屬類發放的綠卡為主流。而人們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眾的類別。官方數據也可以看出，2003年，僅有64人通過此方式獲得美國綠卡，即使這兩年被中國富人充分發揚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獲得投資移民綠卡，佔就業類別綠卡的比例僅為4.6%，而在美國當年發放的103萬張綠卡中佔比還不到1%。

　　投資移民之所以在近幾年倍受追捧，優勢在於其對申請人沒有太多語言、學歷、年齡等之類的要求，只需證明資金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隨遷。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後，國內節節上升的資產價格，和海外低價資產的反差，抄底思維與人民幣升值的合力抬高了這一移民途徑的吸引力。

　　壞消息是中國富人太多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不僅抬高了各國的投資移民門檻，大幅延長了等候時間，成功率也有惡化之勢。如加拿大2010年將資產要求和投資額分別翻了一番。香港地區也從650萬港元升至1000萬港元，2013年底還有可能進行新一輪加價調整。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也從150萬新元上升至250萬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獲利者，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中介機構。但中介功過難辯，在《新財富》的調查中，35%受訪者覺得留學中介完全沒起到作用。而投資移民中介則成為重災區，在投資移民項目中，有三成的申請者最終失敗。而且失敗者中有高達60%遭遇了雙殺型項目：既沒有成功拿到綠卡，也沒有收回投資項目的本金（圖4）。在2012年的「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心」醜聞中，美國商人塞思謊稱投資者購買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獲得移民美國的機會，詐騙250餘名投資者1.45億美元投資和1100萬美元管理費用，而這些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

　　眼下，不少私人銀行的高端理財業務中附加了移民中介這項服務，不管是出於拉攏客戶的目的，還是作為增值業務，私人銀行的可靠度相對來說勝過市場基本面。不過由於宣傳不到位且服務對象更為小眾，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3%的人們知道私人銀行也會提供這項服務。

　　企業出海：破局「世界工廠」定位

　　到大洋彼岸「掃貨」不僅是少數富人的專利，更是內地企業的流行選擇。2013年上半年，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國際已經完成了三起海外併購，「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復星CEO梁信軍曾多次表述其收購邏輯。

　　全球化佈局資源端，不止復星一家。中國企業出海潮這幾年風起云湧，呈現出區域、主體、產業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義則在於，在中國竭力突破「世界工廠」的製造業身份時，那些出海併購的中國企業走在了前列，儘管它們所處的行業不一而足，收購模式也一直在推陳出新，但總體呈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它們瞄準的或為資源，或為品牌，以彌補中國在「微笑曲線」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兩端，以此提升定價權（如鐵礦石等資源類），或是話語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等），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世界產業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規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產品換美元」的政策為GDP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奠定了中國立於外匯儲備大國的地位。而現在，不僅是中國製造，更有中國企業、中國錢走出去。連續多年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在1995-2000年間平均對外投資流量不過20億美元，2003年為29億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8倍（圖5）。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對外投資經濟體。

　　央企搶資源，民企愛品牌

　　國有資本是本輪跨海併購的主體力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2010-2012年間，由中國內地企業主導的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併購案例（註：不含港澳台地區企業）達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國有資本主導，民企中僅有萬達收購AMC、吉利控股沃爾沃兩家代表（表3）。收購標的既有來自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石油集團，也不乏巴西等新興市場的礦冶公司。礦產是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2011年中國企業的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為284項，比2010年增長17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226億美元。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金屬和礦產業對外投資額達到154億美元，僅次於2008年，位居歷史第二。

　　儘管大型國企在跨海併購上唱主角，但其標的主要集中於能源及資源型行業，民企則是搶奪品牌的先鋒力量。雙匯71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大豬肉商史密斯菲爾德是2013年的頭號併購新聞。而從最早的TCL併購湯姆遜彩電業務到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及至近幾年吉利吞下沃爾沃、萬達收購美國最大影院連鎖AMC等，民企收購往往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一是這些收購標的多為行業內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資金上往往受到約束，從而在收購模式及交易結構上要大費周章，而這些經典案例往往為後來者所借鑑，如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準備了兩套融資結構（詳見本刊2013年9月號《雙匯「非典型」收購》），涉及45億元的銀團貸款，背後亦可見高盛、淡馬錫等國外資本大鱷的身影閃爍，類似於這樣用少量自有資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現象更易引起人們關注。

　　收購數量及規模成倍增長的背後，戰略利益是第一大驅動力。德勤在對2011年大中華區海外併購焦點項目分析後指出，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為：保障原料輸入（各種能源與資源企業併購，積極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借貸施與援手（如中國工商銀行與阿根廷、南非銀行的併購，服務於其他交易），逃離擁擠的本地市場（國際化、擴大市場疆域），把世界品牌帶到大中華（吉利引入沃爾沃品牌，增強自身在中國區的影響力）。

　　新區域、新模式湧現

　　「走出去」是一種共識，「去哪兒，怎麼走」則英雄所見略有不同。歐美因市場成熟層次豐富受到製造類企業的追捧，如1994年就開始國際化旅程的萬向集團，海外總部設於美國。萬科進軍海外也首選紐約。

　　資源富饒、工商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熱土。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0年8月，中國共在非洲設立境外企業2000餘家，累計實現各類投資32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63.6%；對非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達到2052億美元。相比市場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非洲市場的優劣勢非常明顯，既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能源價格，也普遍擁有較低的稅負，但契約精神的缺乏、基礎設施的缺失則是投資非洲的主要障礙。相對來說，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工製造業、電信服務業、農業項目、勞務承包等成為中國企業集中度較高的領域。

　　走出去的企業多了，成敗的經驗都相應更為豐富。不同的經濟體有著各自的壞脾氣，在美國，對華偏見的存在及政策監管的壓力是阻撓併購成功的一大障礙。電信巨頭華為併購3COM一事就夭折於美國眾議院之手。在歐洲，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工會力量，從而增加併購項目的後續整合難度。TCL兵敗湯姆遜彩電，原因之一就是裁員計劃難以進行。而在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商業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讓輕率決定進入的企業難以獲得稱心回報。

　　與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廠、百分百控股相比，現在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已不再追求絕對控股、獨自經營，具體模式也日新月異。如到非洲開採礦產，不少企業選擇合縱連橫之術，以分散風險。一個經典案例是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開發項目（預計鐵礦石資源量接近50億噸），中鋁公司先通過聯合力拓躋身開發者名單，隨後引入寶鋼、中國鐵建、中國港灣和中非基金，聯合成立「中方經濟體」，既分散風險，同時也獲得基礎建設、金融支持、銷售等方面的保障，長遠看對提高中國鐵礦資源保障有著重要意義。而併購貸款、「現金+股權」等融資模式的更迭，則顯示隨著金融實力的日益成熟，國內資本同樣積極投身海外投資的熱浪中。對併購項目的盡職調查、以此為基礎的談判能力與合理的估值水平、與當地文化適宜的商業操作手法，是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敗的軟實力。

　　歷史維度下的啟發

　　身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一員，中國不過是一個更為熟悉、更易解剖的樣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現象意味著人才和資本的雙重流失，這也引起了各國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據統計，俄羅斯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約125萬人移民去了國外。《涅瓦時報》憂心忡忡地報導：「俄羅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資源之外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口。」在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1978年以來學成後未歸國的中國留學生，相當於30所清華、30所北大的本科生規模。而投資移民的興起，也使得資產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僅2012年6000位中國投資者帶給美國的投資額就是30.62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6萬餘個。無論是移民，還是海外投資，當金磚國家整體呈現一種共性之時，不妨從歷史維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會、政治、經濟跨越國境廣泛整合過程的結果,而並非移民個人隨意的行為；同時，移民潮不是永無止境,它的生命週期可長可短,經過一個「移民峰」後便會逐漸消失，如二戰後韓國的移民潮歷經了約40年。據Henrik Olesen等人對戰後國際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窮國,由於太窮,支付不了出國費用,多為難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過8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足夠富裕,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磚國家的部分發達地區，無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興起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無論是國際貿易的規模、資本跨國流動的速度還是信息交通技術的進步，都遠遠超越了歷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精英階層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廣闊的眼界選擇理想的國家定居。事實上，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同樣呈現出逆向移民趨勢，蓋洛普公司對135個國家的調查發現，美國人離開美國定居的數字近幾年急劇上升。2009年，25-34歲的美國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數量佔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國頂級富豪中為了躲避高稅率前往荷蘭、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企業的跨國併購同樣是國家及產業尋求高階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國歷史上曾經歷了五次企業併購浪潮，尤以1996-2000年間為甚，這五年內共發生了超過4萬起併購案，且其重要特徵是跨國併購案例的數量和金額均很高。這種跨國併購浪潮不僅成就了一大批高產值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推動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繁榮，並奠定了其在全球產業及資本圈的不二實力。

　　同樣的，中國企業在資源、品牌上受制於人的局面也正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跨境收購案中，逐漸得到緩解。它們在國際商戰中的水平也必將隨著真刀實槍的比拚而有所長進。行使中國主權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投資黑石部分股權巨虧而遭人詬病，如今則將更多的資產分配在壟斷性基礎設施之上，儘管相比老牌的阿聯酋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在收益率及穩定性上還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干中學」的勁頭讓其過去5年獲得了5.02%的年化回報。

　　但跨國併購亦非坦途，眼下的熱潮更容易讓人想到的是曾經買下過紐約帝國大廈的日本人，他們在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購買力隨之劇增，並快速攀升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1985-1990年間，日本企業超過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併購案達到21起。但據專業人士統計，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併購成功率不足30%。海外併購的大規模失敗也是將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麼？■

　　【附文】

　　中國富人資產海外轉移現狀

　　黃立沖/文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過去兩年的調研，中國富人群體總計擁有33萬億元資產，其中已成功實現海外轉移的部分約達2.8萬億元，相當於中國2011年GDP的3％。並且，這一趨勢還在明顯加快，預計兩三年內轉移至海外的資產將翻番。

　　受調人群中，2012年擁有海外資產者的佔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附圖）。且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於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高淨值客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而資產3億元的客戶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國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一趨勢在近兩年明顯加快。2011年時，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淨值客戶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群體的這一比例也從11%增長到24%。不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麼做。

　　調查顯示，高淨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資產保值和增值（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業務發展（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