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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那一年是1989年6月4日下午三時許剛從學校返回宿舍，正值BBC報導有關六四天安門清場的新聞報導。
關於8964，筆者選擇了另一種紀念方式：撰寫了數個劇本以藝術去表達自己的看法。的確在那時有關8964的藝術創作如雨後春筍，筆者的戲劇夥伴認為大都太過悲情，所有的劇作始終脫離不了如「人啊？人！」式文革傷痕文學的老調。因此筆者選擇了類似劇場主義的形式，希望把感情因素完全扔掉，由抽離的角度去反思8964這個問題。想不到創作這些當年的拙作中筆者的思路歷程，竟成為日後筆者對8964乃至中國問題的基本看法。
其中一個劇本是把三場在天安門發生的政治運動，包括1919年的五四、1976年的四五和1989年的六四，串連在一起去反思近代中國人面對歷史和命運不斷的玩弄和咀咒。猶記得清末有所謂革命和維新派，其實便是今天的激進和保皇的縮影。在滿清倒台的前夕中國GDP雖然位居世界首位，但種種喪權辱國之事令滿清迅速土崩瓦解。新成立的北洋政府竟然有袁氏竊國和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醜陋政治，於是五四運動便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當年不少參予之學生、政治領袖和學者尚未過三十而立之年，便挑起這場影響深遠的學生運動。而當年的學生領袖，如李大釗、陳獨秀、周恩來和毛澤東，均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的核心幹部。因此後來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後，均有不少元老咬定五四運動是蘇俄共產國際想把中國變成沙俄附庸國之一部棋。
是耶？非耶？反正中國國運自此急速惡化。經過多年戰爭後，當年五四運動的年青鬥士於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成為當家作主的主人。五四運動把舊中國的文化徹底拋棄，換來是對極左傾馬列主義路線靠攏，之後中國人的命運亦無謂多說。也許中國歷史的演進應驗了黑格爾辨證法的思路，極左的路線終於在1976年出現反彈。那一年中國人受文革四人幫折磨至極點，當週恩來逝世而毛澤東行將就木之際，人民再一次在天安門聚集對中國共產黨極左路線來一個大控訴。大權在握的四人幫當然決心武力血洗天安門，之後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走資右傾的鄧小平是事件總後台，撤銷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是皇天有眼？還是天道不仁呢？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迅速倒台。鄧小平的復出亦代表中國國運又極左路線向極右的走資全面反撲。改革開放成為這一代中國共產黨引以為傲的一大德政。可是由左轉向右令不少人丟了飯碗，官倒經濟失衡亦形成中國國內極大的矛盾(見拙文《64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結果首先是1987年的政治危機，然後是1989年六四的民怨全面爆發。筆者的劇本有一段是描述8964前夕，一個經歷五四、四五而不倒的黨國老人，在遙望天安門上學生正是當年自己影子之際，心中的不斷質問自已緣何會站在歷史的對立面上？
筆者沒有答案，亦不想替這名黨國老人或當時在天安門上學生去解答這些問題。的確，社會需要理想和變革才有進步，但參予者最大的盲點是把高遠的理想捧上天比高，而忽視了人性這個最大的現實。結果理想主義去到極端之際，人性便重新俏俏的入侵理想主義者心靈的深處。結果猶如五四、四五、六四一樣在同一個天安門上上演一次又一次欺騙、希望、再欺騙。中國人以鮮血把救世主捧上台，卻還逃不了被魚肉的命運。中國人要紀念的，何止一個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