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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溫**政府時期的重要智囊溫鐵軍，前段時間在一次小範圍的演講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系統分析了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危機及解決方式。特別是其對九十年代以來政府通過國債投資、以遠期過剩解決近期過剩的分析，對我們理解今天的四萬億、國退民進、城鎮化，以及經濟繼續發展二十年等觀點和現象很有幫助。
溫鐵軍：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先後任職於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著有《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什麼》、《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讀蘇南》等。
==演講正文(有刪減)==
60年代：知識青年下鄉是資本原始積累代價
在1980年之前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我們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外資投入，帶來了四次大規模的危機。
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長、經濟支出、財政盈餘都紛紛下降到零值線以下，危機爆發造成幾千萬失業，重大成本轉移給社會，這是任何體制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都必然發生的代價。於是，中國有了第一次政府動員上千萬城市青年去農村的上山下鄉運動。
當時前前後後大概有四五千萬城市知識青年去農村插隊，奉獻了青春，最好的年華為國家當勞動力，形成龐大的國有資產。這就是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代價，如果有錯誤，那也都是資本的惡。
這次危機之後，開始出現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的分歧。劉少奇、李富春、陳云等搞經濟工作的很清楚50年代留下的工業結構"過重"，那就要調"農輕重比例"，要調整得相對合理些，於是他們在1962年主持制訂了"三五計劃"。
但直到1963年「三五計劃」沒能出台。原因是從1960年遭遇危機開始，整個西方世界除了封鎖之外，還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武器打擊。周邊地緣關係越來越緊，戰爭壓力下中央臨時改變決策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設，搞三線，把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結果搞了2000多億的相當於負效益的投資，導致財政出現更加嚴重的赤字危機，表現為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遭遇1967年、1968年的危機爆發。
這時，各項指標又下到接近零值線，造成幾千萬人的失業。城市資本怎麼軟著陸？再次向農村轉嫁危機代價。很多城裡人都被送到農村。
70年代：引進外資導致財政赤字危機
1970年開始，中國要調整產業結構，因為以前留下的產業結構偏軍事、偏重工業，於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了"四三"方案，要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改造工業結構，這是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恩來親自制定的，歷史上叫做"四三方案"。
引進西方資本就需要恢復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就"小球帶大球"。美國1971年解除封鎖，中國開始引進"西資"。從50年代引進蘇資到70年代引進西資，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是外資。蘇資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築，美資也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築，這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沒有誰左誰右之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引進蘇聯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就得按蘇聯政府模式來構建上層建築，乃至高校都是蘇聯派教師手把手幫你編蘇式教材，就跟我們現在主張用美國英文原版教材，進步了嗎？你們可以說進步了，也可以說沒有進步，是你們的判斷，我只提問題。
70年代引進40多億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中期的那場債務危機，爆發為1974年財政赤字。這時候就有了鄧小平的所謂二次出山。鄧小平整頓就是應對危機，引資導致1974年的財政赤字過百億。從1974年開始第三次上山下鄉，大約1200萬人插隊，對應還有雙倍農村回鄉青年，這次危機又是3000萬以上的潛在失業。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到1976年以後基本就停了，因為毛澤東去世了，沒有誰能再揮揮手就把成千上萬的城裡人送到鄉下去。
可這個時候危機還沒有停，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提出"八二"方案，周恩來"四三"方案就已經夠危機，"八二"方案比"四三"方案還要更大規模成倍引進外資。1977年實施"八二"方案，1978年財政赤字突破150億，1979年連同對越戰爭的軍費開支，財政赤字突破200億，華國鋒的第二次引資導致財政赤字過200億，那時候財政總規模還不到1000億，沒法維持了。
80年代：改革就是甩包袱
這個時候，改革號角吹響了。什麼叫做改革開放？其實是大危機爆發了，而這次危機因為沒有毛澤東，所以沒法再往鄉下送人。
改革乃是危機應對的產物，當政府財政急劇下降，不能應付開支的時候，開始甩包袱。比如農村改革怎麼開始的，無外乎就是財政管不了農村了，當時的經濟工作負責人找到老同志說，乾脆放吧，也就是把它當個包袱甩了。農村改革使政府甩掉了百分之十幾的財政開支負擔，"大包干"以後財政支農支出下降到不足3%。
接著是第二道甩包袱，甩企業。過去是財政撥款給企業，全部收益財政拿走，這叫做全民所有。一道改革指令叫做"撥改貸"，今後企業去銀行貸款，還本付息之後產生的收益留利交稅，靜悄悄地改變了企業屬性。
然後接著第三道甩包袱，甩地方政府的包袱，中央、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叫做分級承包，調動地方當家理財積極性。
這一系列的改革，從1979年遭遇嚴重赤字直到1982-1984年推進大規模改革，不外乎是大危機條件下財政不堪重負，不斷甩包袱的結果。所以，改革說得好聽一點叫放權讓利，說不好聽一點就叫財政甩包袱，是危機應對政策體系。
改革到1980年代後期出現的那場危機，說是1988年"價格闖關"，物價指數月度攀升接近30%，全年是18.6%。因為防止擠兌提高利率加強調控，又導致了1989年出現連鎖負債和生產停滯，於是滯脹形態危機在1988-1989年爆發。1989年的其他政治性問題只是這場危機派生情況。
90年代：加快貨幣化是吸取前蘇聯教訓
90年代鄧小平的南巡無外乎就是在本來還沒有復甦的經濟上猛擊了一掌，出現1992年、1993年的高漲，但其實高漲一定程度是資本市場帶動的。因為1992年中國同時取消了所有物資的票證制工具，開始加快貨幣化，政府大量增發貨幣來貨幣化它的實體經濟，這一階段出現的高增長本身是貨幣化帶動的抬升。
同期，為了吸納貨幣，中國放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三大資本市場最能夠吸納貨幣，貨幣的增速從1992年開始陡然往上，中國進入了所謂貨幣化的時代。
應該說這也可以歸因於我們接受了前蘇聯的教訓。蘇聯的垮台並不是今天所說的意識形態，而是長期停留在實體經濟階段，蘇東體系沒有貨幣化。為什麼不貨幣化？因為就像今天金融資本的引領國家美國一樣，當年蘇聯掌控著整個蘇東體系的換貨貿易，可以通過不等價交換，佔有整個經互會（備註：由蘇聯組織建立的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1991年6月28日解散）國家的最大好處，因此她不打算貨幣化。中國1992年開始加快貨幣化，放棄所有票證。說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就這一條我看就夠格。他使中國沒有步蘇東國家的後塵。
1992年中國承認市場經濟，但其實放開的是資本經濟。也就在這個階段，1992年開始大規模增發貨幣，1993年出現三大資本市場投資過熱，1994年出現24.1%的CPI。所以我把1992年叫做貨幣元年，就是中國的人民幣終於成為貨幣了。以前人民幣不是貨幣，它是票證制度的一個輔助計量符號，連一般商品交換的中介都不是。
中國什麼時候有銀行呢？1998年推進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時間，到2001年中國才真正有了商業化、市場化的銀行。到2008年，所有國有銀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國有了所謂上市公司性質的銀行。因此，中國的金融業到1992年才真正使貨幣成為貨幣，2002年才使銀行真正成為銀行，前後10年的時間。
1993-1994年這場危機，我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第一，因為大規模引資，造成外匯赤字，高達GDP的14%。第二是財政赤字，嚴重到透支了所有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都吃光了。因此，外匯赤字、財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發在1993年，接著是1994年24%的CPI。要我看，這次危機比上世紀2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比今天的歐盟危機一點都不差。
中國怎麼度過的這次危機？這得看"鐵腕總理"朱鎔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的時候，中國政府在加快了貨幣化和資本化的同時推動國企全面改制，促進市場競爭。
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幾個重大政策：
第一個重大改革叫做匯率改革一步並軌，其實是人民幣名義匯率一次性貶值57%。如果不進行匯率調整，出口上不去，外匯赤字就不能解決。外匯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外匯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來，中國人要爬出來只好本幣大貶值，但一次性貶值57%，前所未有。
第二大改革叫做分稅制。分稅制改革是什麼？1984年搞的是財政分級承包，那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後第二次財稅改革，中央地方分稅，把好收的肥稅中央拿走。分稅制改革使地方財政變成約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這個階段以地生財、搶佔農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為。群體性事件從此開始大規模發生，同時地方政府還向農民伸手，加重農民稅費負擔。農民身上綁上**，跟收稅幹部同歸於盡，就是這個階段產生的，代價仍然轉移給了社會。不要以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沒有代價，這個代價轉移了。中央開始有了財政調控能力，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國企改革。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減掉4500萬國企職工，那時候叫"裸體下崗"，不給社保，不給失業保險，不給醫療保險，什麼都不給，被迫"買斷工齡"。所以就度過了這場危機。廣大勞動群眾承擔代價的90年代，也是我們今天很多激進改革界人士鼓腹謳歌的年代。
如果我們認真看看那個年代的改革，看看危機代價承受者是誰，就明白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去唱讚歌，因為有很大代價。我也不是只強調代價，也強調當年三大改革作為應對危機的措施，確實取得巨大成效，中國畢竟度過了危機。
中國以前是內需為主，從三大改革開始進入外需拉動的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外需拉動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對GDP佔比在40%左右，三年之後外需佔比（也就是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或進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這時中國需要加入全球化，因為經濟增長已經是外需為主了。
為什麼內需上不去？農民負擔加重，城市國企下崗，沒有可能擴大內需，龐大生產能力就一下轉向外需，這就是中國後來積極納入全球化的內部因素。據此可知，90年代中期的外匯、財稅和國企的三大改革，導致90年代後期中國加快納入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紀：解決生產過剩危機需要復興鄉土社會
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早期是勞動力過剩，到90年代後期出現了生產過剩。我們從1999年認識到中國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就是生產過剩。西方生產過剩進入戰爭，中國生產過剩難道也進入戰爭嗎？不能，那怎麼辦？
我們從意識到生產過剩以後，就從一般意義的市場經濟迅即改為國債投資拉動增長，平均每兩年出台一個國家大戰略。從朱鎔基1998年就任總理開始大規模啟動國債投資：1999年開始西部大開發，總投資量36000億，其中24000億是國債；2001年，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萬億。朱鎔基時代大約5萬多億投資。到溫**政府，2003年剛就任就提出中部崛起戰略投資2萬多億，2005年新農村建設提出至今投資5萬多億，2008年抗震救災災後重建2萬億，2009年救市投資4萬億。
因為生產過剩，中國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即國債投資。經濟學家批評說，這是用遠期過剩掩蓋當期過剩，這就是現在的實際運行狀況。
它帶來的另外一個客觀後果，也是很多人批評很厲害的一件事，國債投資給了誰？大量進入國有公司，15萬到20萬億的投資，於是國企壯大了。由於這些年國企大規模搞基本建設，架電，修路，高鐵等等，客觀上使整個地產升值。比如中國原來幾十萬億的地產，現在升值到至少100萬億，實體性資產總規模估計達到200萬億以上，而金融資產2011年是128萬億；那再上面的債務就更小了。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負債總量十幾萬億，比例不算大。
那麼，200多萬億的實體資產，100多萬億的金融資產，請問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資產是大頭，下邊的身子小，實體資產少，所以一定爆發金融過剩危機。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戰爭，只要西方別拿戰爭手段對付我們，允許我們這麼玩下去，中國的實體資產肯定會繼續擴張。比如現在提出的城鎮化，全國3000個縣級單位，一個縣如果有3個左右的中心鎮，差不多就有1萬個中心鎮需要基本建設投資，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投資領域。為什麼現在中央強調城鎮化，城鎮化並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講了，中小企業與城鎮化是在縣域經濟範疇內的兩個主要內容，縣域經濟是個藍海，要學會深耕藍海。
中國的內陸空間廣大，可投資領域非常廣闊。如果再能夠同時啟動"西向戰略"，走陸權競爭而不走海權競爭的方向，未來可能還有2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林毅夫回國後也說中國還有20年的高增長，因為投資空間大。其實我們對於長期發展還是有信心的。
麻煩在於我們如何看待21世紀的發展方向，主流認為是金融化、全球化。相對來講，我的戰略思路比較另類。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為什麼2009年全球危機之下我們仍然能軟著陸？因為中國2005年實行新農村建設投資戰略，使超過95%的村實現了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網絡。這個"五通"，本來是辦開發區的要求。當危機爆發，沿海出口經濟數萬家企業倒閉、2500萬打工者失業，中國遭遇危機但沒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補貼出口的13%退稅，改為補貼農民消費的13%折扣，並且告訴農民政策只執行到2010年年底，於是農民短期大量購買家電汽車造成國內消費大幅度增長，補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損失。但，如果不是事先已經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農民怎麼買汽車？如果沒有通電，怎麼買彩電？但是，在農村實現通路、通電等基本建設不可能有短期經濟效益，私人資本願意幹嗎？一般發展中國家都是按照私人資本的方式運作，這些事情也就都沒可能去做。當遇到大危機，出口企業倒閉的時候，怎麼轉內銷？
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國走出V型反彈？因為我們有廣大的內陸農村，仍然是鄉土社會，這次全球大危機轉嫁到中國的巨大代價還是由鄉土社會承載著，可這是積極意義的承載，正因為國家事先在農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設投資。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啟動大規模基本建設投資時候，幾乎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反對，歷史證明他們錯了，如果他們是按教科書說話的，那教科書也錯了。
今天很多人討論城鎮化，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的戰略選擇是錯誤的，因為城鎮基本建設構不成投入產出回報率合理的人口規模。一般情況下，至少得20萬人以上才有基本建設投入產出相對合理的條件。縣以下的城鎮好一點的3-5萬人，差一點的1-2萬人，怎麼能搞基本建設投資？但是，大城市已經過度投資、人滿為患，環境壓力過大；如果不搞城鎮化，靠什麼來消化已經嚴重過剩的製造業生產能力？
中國的城鄉結構本身有多重性，並不是一個被激進者認為嚴重不合理的結構，我們動員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努力推動鄉村建設，因為鄉土社會長期以來就是城市產業資本危機軟著陸的載體，如果過快過早地把鄉土社會破壞殆盡，再發生危機的時候將無處尋找軟著陸的條件；硬著陸砸在城市裡，以往高增長掩蓋的複雜矛盾就會轉化為惡性衝突！
但願人們能夠認清形勢，改出激進幼稚病
溫鐵軍：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
這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上世紀30年代這場大危機導致貴金屬價格上漲，中國當時是以白銀作為貨幣的國家，北方有「袁大頭」，南方有「孫大頭」，海外白銀價格上升，與中國原來簽有白銀穩定協議的四個產銀國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導致中國國內白銀大量外流發生白銀危機，導致通貨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這是我們說的外生變量。
另一方面，內生變量是什麼？當年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只能內向型發生。城市化和工業化高速發展，地主進城就轉變成在外地主，經營收益較高的工商業，就把原來的秋後收實物租改變成春前收貨幣租，貨幣化在農村開始推進，於是農民就遭到高利貸金融資本和工商業資本遠高於地租的雙重剝奪，小農大量破產，鄉土社會衰敗，要麼土匪、要麼游擊隊，農民革命就起來了。內生性變量使社會不穩，極大影響著民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
民國不得不在1935年前後開始推行紙幣制；但同年就遭遇到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在日佔區大規模抬價搶購白銀，試圖摧毀民國經濟，摧毀剛剛改革的貨幣制度，於是進一步造成中國白銀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中國不得不用殘留的一點貴金屬去海外買軍火，紙幣金融大規模通脹，從1937年開始一路通脹到1950年。所以說1949年到1950年的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的危機，而是民國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兩個變量同時作用的延續。
應對危機：土改使農民回歸傳統，割斷與城市現代經濟聯繫
新中國面臨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經濟怎麼恢復？土地改革。什麼是土地改革的實質性內涵？讓中國人口88%的農民回歸傳統。歷朝歷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個字，均田免賦。新中國同樣是均田，但沒免賦，這就是土改的歷史性差異。其現實意義在於：土改使中國近90%的人口回歸了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城市經濟割斷了聯繫，用薩米爾·阿明（備註：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提出依附理論）的理論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數人口回歸了農村，自給自足，作為政府就不用再管他們到底怎麼生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這是新中國經濟得以恢復的一個重要條件。也就是說使民國時期遺留的危機在新中國得以軟著陸的重要制度基礎，恰恰是對鄉土中國的回歸，而不是我們想像的大步走向現代經濟。
眾所周知，那時城市現代經濟一片凋敝，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幾，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業，知識分子也大規模失業。現在很多意識形態化的解讀都說因為建立了新政權，全國人民意氣風發，然後就鬥志昂揚走向新勝利。其實新中國首先要解決的還是怎麼能夠應對民國延續下來的大危機。第一個因素是農民回歸傳統的鄉土中國；第二個因素，1950年6月份朝鮮戰爭爆發，戰爭需求使得原來凋敝的工業開足馬力生產，於是城市經濟火起來，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國參戰，蘇聯把中國作為戰略盟友，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境內投入軍事工業設備，導致中國工業得到發展機會。
1950年代並非「極左」體制，只要追求工業化就會親資本
我所提出的邏輯解釋之第一個經驗起點是資本原始積累。在進入工業化的目標之下，最大的挑戰不是什麼政治制度或者領導人能力，而是資本稀缺程度趨零的條件下怎樣完成工業化必須的資本原始積累。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確立的討論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可以在市場的作用下實現優化配置，最終達成最優。但它適不適用發展中國家呢？根本不適用。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挑戰是要素絕對稀缺，資本要素絕對稀缺，稀缺程度趨零。
以中國1950年要進入工業化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一般意義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而且連國庫黃金都已經被前政府帶到台灣去。所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會追求外部資本進入，每一次成規模的外部資本進入都會轉化成國家承擔的外債，每一次大規模的外資轉換的外債都會帶動發生財政赤字危機。
由於中國在90年代中期開始加快進入全球化，而那以後所發生的危機，很明顯具有全球化代價向中國轉嫁的特點，所以我們把90年代末期以後的最近兩次危機歸類為外生性變量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把此前中國自己進入產業資本的發展過程歸納為六次內生性危機。
有一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只要在資本絕對稀缺條件下追求工業化，一定是資本導向。任何體制、意識形態、領袖領導之下的政府都會親資本。今天我們意識形態化地把上世紀50年代定義為「極左」的時候是否捫心自問：世上可有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如果不親資本，就根本沒有資本積累的可能。
當人們說1950年代是「左的錯誤」的時候，恐怕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忘了。一個親資本的，追求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基礎，難道會有「左」的上層建築？千萬不要把官僚主義說成是「左」，其實官僚主義是典型的極右。教條主義也不是「左」，而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主要是私人資本原始積累，1953年後蘇聯投資形成國家資本，已經有了龐大的生產能力，變成國家工業主導，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開始討論國家資本主義如何替代原來的私人資本，意識形態稱之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到了1956年，中國實際完成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這一點在當年不是秘密，都是公開的。比如1957年國家「一五計劃」完成報告就明確指出，「一五計劃」建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真看1950年代的實際過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後六年是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經濟增長速度都很快。
受到工業化內生的「資本增密」機制的影響，正在需要更大規模追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節骨眼上，蘇聯中輟投資了！於是，這9年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在1960年爆發了！這就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陡然跌入發展陷阱……
只有當資本過剩的情況下，親資本的政策體系才會轉向為不親資本。我們現在是什麼層次上出現資本過剩？中央層次出現資本過剩，因此中央轉向「民生新政」。地方上特別是中西部仍然面臨資本短缺，政府就仍然親資本、遠民生；東南部沿海地區出現產業資本過剩，開始轉向親環境，也部分轉向親民生，一些東南部媒體就跑到中西部去「吃黑」、「扒糞」……不同地區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並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派系，一定程度上是資本稀缺或資本過剩的背景在發生影響。
讓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1949年中國建立的國家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國際社會一直有爭論。如果給全國88%農民都分了地，那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資，毛澤東早年就說過，我們只是一個小資產的汪洋大海，說的就是當農民都成為小土地所有者的時候，中國就是小資國家。從1949年土地改革以後，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社會問題都和小資的分散性，以及小資並非「自覺階級」有直接關係。因為小資高度分散，沒有集中表達意願的可能，因此政府對付小資的經驗是在農村實行「村社制」，城市實行「單位制」，這使政府過去能夠卓有成效地對付小資。
但幾十年過去，在中國小資群體中崛起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資人群，據說有五億，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兩倍半，是歐盟國家中產階級的兩倍。但政府卻沒有「對付」中資的經驗和手段，現在所遭遇到的網絡各種各樣的不滿和千差萬別的利益表達，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城市單位解體，鄉村集體也深受破壞，政府對付高度分散的小資、中資的多樣化表達，借用制度學派理論，是交易成本過高造成社會不能形成集中的表達方式。中國現代社會亂像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
中國本來是一個小資社會，根本不是西方的棗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穩態結構，龐大的底座是佔總人口60-70%有地的鄉村小資。現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剝奪，把他逼成無產階級，用激進政策斷掉他們回去的根，讓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學者們以為這是歷史進步，可有誰想過，他原來是小資，把小資變無產，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說得清楚點，這恐怕是在城裡拍腦袋拍出來的。
你們去問問進城的打工者，有幾個是願意在生產線上長期當產業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資之夢，進城是為了幹什麼？掙點錢開小店當小老闆。
印度為什麼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只不過少說了半句話，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困國家，這一國的貧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貧困人口總和還多，民主解決貧困嗎？印度鄉村有百分之三十幾的無地農民人口，因此是棗核形社會，或者是倒金字塔，底層社會是無地的農村無產者，大量流入城市變成貧民窟的弱勢群體，城市貧民窟是城市底座，農村中的無地農民是底座，這種倒金字塔社會能穩嗎？
你們也許知道，現在中國是私人住宅擁有率世界最高的國家，高達89%，接近90%，什麼人是100%地擁有私人住宅？農民。為什麼？因為仍然還是一個小資國。各地政府的政策差別僅在於是讓小資變小資，還是讓小資變中資，變中資他高興，變小資他勉強認可，變無產他就不干。我們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剝奪農民使其無產，這就是社會矛盾衝突的根源。
中國原來是一個小資社會，現在是小資、中資人群仍然佔大部分的社會；我們中資的上頭，最上邊的大資只占人口的不到10%。但是小資不是自覺階級，誰是中國現在具有自覺性的階級？假如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我得告訴大家另外一個說法，那就是大資。客觀看，大資最懂如何維護穩定並且增加集團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體系以保證自己的集團利益。對國內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大資本自覺性的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體系，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當人們都在高唱改革的時候，請問改革對象是什麼？改革的動力是誰？誰來改誰的革？在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不搞清楚，很難讓大家跟著一塊喊口號。
另外，我11月底在海南講課，他們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觀形勢，我說你們得先搞懂中國經濟體制的ABC是什麼？有誰想過中國的真實經濟體制是什麼？是「中央政府承擔最終風險責任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惡性競爭」。地方政府早就公司化了，它在參與市場競爭，可承擔最終風險責任了嗎？沒有，風險層層上交，最終交到中央政府。我們在90年代後期開展的國家金融市場化改革，實質是中央政府埋單，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銀行壞賬一次性轉交到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備註：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這些不良資產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幹出來的，人都提拔了，因為他完全不承擔風險責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沒有風險責任的條件下一定是惡性競爭，誰比誰更「惡」誰就上去了。不過，最終風險責任中央能獨立承擔嗎？也不能。只能一手增發貨幣，一手增發國債，於是，客觀上只能向社會轉嫁，這就是中國今天的實際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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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政府時期的重要智囊溫鐵軍，前段時間在一次小範圍的演講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系統分析了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危機及解決方式。特別是其對九十年代以來政府通過國債投資、以遠期過剩解決近期過剩的分析，對我們理解今天的四萬億、國退民進、城鎮化，以及經濟繼續發展二十年等觀點和現象很有幫助。
溫鐵軍：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先後任職於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著有《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什麼》、《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讀蘇南》等。
==演講正文(有刪減)==
60年代：知識青年下鄉是資本原始積累代價
在1980年之前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我們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外資投入，帶來了四次大規模的危機。
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長、經濟支出、財政盈餘都紛紛下降到零值線以下，危機爆發造成幾千萬失業，重大成本轉移給社會，這是任何體制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都必然發生的代價。於是，中國有了第一次政府動員上千萬城市青年去農村的上山下鄉運動。
當時前前後後大概有四五千萬城市知識青年去農村插隊，奉獻了青春，最好的年華為國家當勞動力，形成龐大的國有資產。這就是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代價，如果有錯誤，那也都是資本的惡。
這次危機之後，開始出現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的分歧。劉少奇、李富春、陳云等搞經濟工作的很清楚50年代留下的工業結構"過重"，那就要調"農輕重比例"，要調整得相對合理些，於是他們在1962年主持制訂了"三五計劃"。
但直到1963年「三五計劃」沒能出台。原因是從1960年遭遇危機開始，整個西方世界除了封鎖之外，還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武器打擊。周邊地緣關係越來越緊，戰爭壓力下中央臨時改變決策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設，搞三線，把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結果搞了2000多億的相當於負效益的投資，導致財政出現更加嚴重的赤字危機，表現為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遭遇1967年、1968年的危機爆發。
這時，各項指標又下到接近零值線，造成幾千萬人的失業。城市資本怎麼軟著陸？再次向農村轉嫁危機代價。很多城裡人都被送到農村。
70年代：引進外資導致財政赤字危機
1970年開始，中國要調整產業結構，因為以前留下的產業結構偏軍事、偏重工業，於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了"四三"方案，要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改造工業結構，這是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恩來親自制定的，歷史上叫做"四三方案"。
引進西方資本就需要恢復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就"小球帶大球"。美國1971年解除封鎖，中國開始引進"西資"。從50年代引進蘇資到70年代引進西資，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是外資。蘇資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築，美資也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築，這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沒有誰左誰右之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引進蘇聯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就得按蘇聯政府模式來構建上層建築，乃至高校都是蘇聯派教師手把手幫你編蘇式教材，就跟我們現在主張用美國英文原版教材，進步了嗎？你們可以說進步了，也可以說沒有進步，是你們的判斷，我只提問題。
70年代引進40多億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中期的那場債務危機，爆發為1974年財政赤字。這時候就有了鄧小平的所謂二次出山。鄧小平整頓就是應對危機，引資導致1974年的財政赤字過百億。從1974年開始第三次上山下鄉，大約1200萬人插隊，對應還有雙倍農村回鄉青年，這次危機又是3000萬以上的潛在失業。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到1976年以後基本就停了，因為毛澤東去世了，沒有誰能再揮揮手就把成千上萬的城裡人送到鄉下去。
可這個時候危機還沒有停，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提出"八二"方案，周恩來"四三"方案就已經夠危機，"八二"方案比"四三"方案還要更大規模成倍引進外資。1977年實施"八二"方案，1978年財政赤字突破150億，1979年連同對越戰爭的軍費開支，財政赤字突破200億，華國鋒的第二次引資導致財政赤字過200億，那時候財政總規模還不到1000億，沒法維持了。
80年代：改革就是甩包袱
這個時候，改革號角吹響了。什麼叫做改革開放？其實是大危機爆發了，而這次危機因為沒有毛澤東，所以沒法再往鄉下送人。
改革乃是危機應對的產物，當政府財政急劇下降，不能應付開支的時候，開始甩包袱。比如農村改革怎麼開始的，無外乎就是財政管不了農村了，當時的經濟工作負責人找到老同志說，乾脆放吧，也就是把它當個包袱甩了。農村改革使政府甩掉了百分之十幾的財政開支負擔，"大包干"以後財政支農支出下降到不足3%。
接著是第二道甩包袱，甩企業。過去是財政撥款給企業，全部收益財政拿走，這叫做全民所有。一道改革指令叫做"撥改貸"，今後企業去銀行貸款，還本付息之後產生的收益留利交稅，靜悄悄地改變了企業屬性。
然後接著第三道甩包袱，甩地方政府的包袱，中央、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叫做分級承包，調動地方當家理財積極性。
這一系列的改革，從1979年遭遇嚴重赤字直到1982-1984年推進大規模改革，不外乎是大危機條件下財政不堪重負，不斷甩包袱的結果。所以，改革說得好聽一點叫放權讓利，說不好聽一點就叫財政甩包袱，是危機應對政策體系。
改革到1980年代後期出現的那場危機，說是1988年"價格闖關"，物價指數月度攀升接近30%，全年是18.6%。因為防止擠兌提高利率加強調控，又導致了1989年出現連鎖負債和生產停滯，於是滯脹形態危機在1988-1989年爆發。1989年的其他政治性問題只是這場危機派生情況。
90年代：加快貨幣化是吸取前蘇聯教訓
90年代鄧小平的南巡無外乎就是在本來還沒有復甦的經濟上猛擊了一掌，出現1992年、1993年的高漲，但其實高漲一定程度是資本市場帶動的。因為1992年中國同時取消了所有物資的票證制工具，開始加快貨幣化，政府大量增發貨幣來貨幣化它的實體經濟，這一階段出現的高增長本身是貨幣化帶動的抬升。
同期，為了吸納貨幣，中國放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三大資本市場最能夠吸納貨幣，貨幣的增速從1992年開始陡然往上，中國進入了所謂貨幣化的時代。
應該說這也可以歸因於我們接受了前蘇聯的教訓。蘇聯的垮台並不是今天所說的意識形態，而是長期停留在實體經濟階段，蘇東體系沒有貨幣化。為什麼不貨幣化？因為就像今天金融資本的引領國家美國一樣，當年蘇聯掌控著整個蘇東體系的換貨貿易，可以通過不等價交換，佔有整個經互會（備註：由蘇聯組織建立的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1991年6月28日解散）國家的最大好處，因此她不打算貨幣化。中國1992年開始加快貨幣化，放棄所有票證。說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就這一條我看就夠格。他使中國沒有步蘇東國家的後塵。
1992年中國承認市場經濟，但其實放開的是資本經濟。也就在這個階段，1992年開始大規模增發貨幣，1993年出現三大資本市場投資過熱，1994年出現24.1%的CPI。所以我把1992年叫做貨幣元年，就是中國的人民幣終於成為貨幣了。以前人民幣不是貨幣，它是票證制度的一個輔助計量符號，連一般商品交換的中介都不是。
中國什麼時候有銀行呢？1998年推進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時間，到2001年中國才真正有了商業化、市場化的銀行。到2008年，所有國有銀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國有了所謂上市公司性質的銀行。因此，中國的金融業到1992年才真正使貨幣成為貨幣，2002年才使銀行真正成為銀行，前後10年的時間。
1993-1994年這場危機，我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第一，因為大規模引資，造成外匯赤字，高達GDP的14%。第二是財政赤字，嚴重到透支了所有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都吃光了。因此，外匯赤字、財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發在1993年，接著是1994年24%的CPI。要我看，這次危機比上世紀2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比今天的歐盟危機一點都不差。
中國怎麼度過的這次危機？這得看"鐵腕總理"朱鎔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的時候，中國政府在加快了貨幣化和資本化的同時推動國企全面改制，促進市場競爭。
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幾個重大政策：
第一個重大改革叫做匯率改革一步並軌，其實是人民幣名義匯率一次性貶值57%。如果不進行匯率調整，出口上不去，外匯赤字就不能解決。外匯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外匯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來，中國人要爬出來只好本幣大貶值，但一次性貶值57%，前所未有。
第二大改革叫做分稅制。分稅制改革是什麼？1984年搞的是財政分級承包，那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後第二次財稅改革，中央地方分稅，把好收的肥稅中央拿走。分稅制改革使地方財政變成約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這個階段以地生財、搶佔農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為。群體性事件從此開始大規模發生，同時地方政府還向農民伸手，加重農民稅費負擔。農民身上綁上**，跟收稅幹部同歸於盡，就是這個階段產生的，代價仍然轉移給了社會。不要以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沒有代價，這個代價轉移了。中央開始有了財政調控能力，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國企改革。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減掉4500萬國企職工，那時候叫"裸體下崗"，不給社保，不給失業保險，不給醫療保險，什麼都不給，被迫"買斷工齡"。所以就度過了這場危機。廣大勞動群眾承擔代價的90年代，也是我們今天很多激進改革界人士鼓腹謳歌的年代。
如果我們認真看看那個年代的改革，看看危機代價承受者是誰，就明白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去唱讚歌，因為有很大代價。我也不是只強調代價，也強調當年三大改革作為應對危機的措施，確實取得巨大成效，中國畢竟度過了危機。
中國以前是內需為主，從三大改革開始進入外需拉動的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外需拉動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對GDP佔比在40%左右，三年之後外需佔比（也就是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或進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這時中國需要加入全球化，因為經濟增長已經是外需為主了。
為什麼內需上不去？農民負擔加重，城市國企下崗，沒有可能擴大內需，龐大生產能力就一下轉向外需，這就是中國後來積極納入全球化的內部因素。據此可知，90年代中期的外匯、財稅和國企的三大改革，導致90年代後期中國加快納入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紀：解決生產過剩危機需要復興鄉土社會
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早期是勞動力過剩，到90年代後期出現了生產過剩。我們從1999年認識到中國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就是生產過剩。西方生產過剩進入戰爭，中國生產過剩難道也進入戰爭嗎？不能，那怎麼辦？
我們從意識到生產過剩以後，就從一般意義的市場經濟迅即改為國債投資拉動增長，平均每兩年出台一個國家大戰略。從朱鎔基1998年就任總理開始大規模啟動國債投資：1999年開始西部大開發，總投資量36000億，其中24000億是國債；2001年，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萬億。朱鎔基時代大約5萬多億投資。到溫**政府，2003年剛就任就提出中部崛起戰略投資2萬多億，2005年新農村建設提出至今投資5萬多億，2008年抗震救災災後重建2萬億，2009年救市投資4萬億。
因為生產過剩，中國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即國債投資。經濟學家批評說，這是用遠期過剩掩蓋當期過剩，這就是現在的實際運行狀況。
它帶來的另外一個客觀後果，也是很多人批評很厲害的一件事，國債投資給了誰？大量進入國有公司，15萬到20萬億的投資，於是國企壯大了。由於這些年國企大規模搞基本建設，架電，修路，高鐵等等，客觀上使整個地產升值。比如中國原來幾十萬億的地產，現在升值到至少100萬億，實體性資產總規模估計達到200萬億以上，而金融資產2011年是128萬億；那再上面的債務就更小了。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負債總量十幾萬億，比例不算大。
那麼，200多萬億的實體資產，100多萬億的金融資產，請問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資產是大頭，下邊的身子小，實體資產少，所以一定爆發金融過剩危機。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戰爭，只要西方別拿戰爭手段對付我們，允許我們這麼玩下去，中國的實體資產肯定會繼續擴張。比如現在提出的城鎮化，全國3000個縣級單位，一個縣如果有3個左右的中心鎮，差不多就有1萬個中心鎮需要基本建設投資，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投資領域。為什麼現在中央強調城鎮化，城鎮化並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講了，中小企業與城鎮化是在縣域經濟範疇內的兩個主要內容，縣域經濟是個藍海，要學會深耕藍海。
中國的內陸空間廣大，可投資領域非常廣闊。如果再能夠同時啟動"西向戰略"，走陸權競爭而不走海權競爭的方向，未來可能還有2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林毅夫回國後也說中國還有20年的高增長，因為投資空間大。其實我們對於長期發展還是有信心的。
麻煩在於我們如何看待21世紀的發展方向，主流認為是金融化、全球化。相對來講，我的戰略思路比較另類。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為什麼2009年全球危機之下我們仍然能軟著陸？因為中國2005年實行新農村建設投資戰略，使超過95%的村實現了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網絡。這個"五通"，本來是辦開發區的要求。當危機爆發，沿海出口經濟數萬家企業倒閉、2500萬打工者失業，中國遭遇危機但沒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補貼出口的13%退稅，改為補貼農民消費的13%折扣，並且告訴農民政策只執行到2010年年底，於是農民短期大量購買家電汽車造成國內消費大幅度增長，補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損失。但，如果不是事先已經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農民怎麼買汽車？如果沒有通電，怎麼買彩電？但是，在農村實現通路、通電等基本建設不可能有短期經濟效益，私人資本願意幹嗎？一般發展中國家都是按照私人資本的方式運作，這些事情也就都沒可能去做。當遇到大危機，出口企業倒閉的時候，怎麼轉內銷？
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國走出V型反彈？因為我們有廣大的內陸農村，仍然是鄉土社會，這次全球大危機轉嫁到中國的巨大代價還是由鄉土社會承載著，可這是積極意義的承載，正因為國家事先在農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設投資。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啟動大規模基本建設投資時候，幾乎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反對，歷史證明他們錯了，如果他們是按教科書說話的，那教科書也錯了。
今天很多人討論城鎮化，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的戰略選擇是錯誤的，因為城鎮基本建設構不成投入產出回報率合理的人口規模。一般情況下，至少得20萬人以上才有基本建設投入產出相對合理的條件。縣以下的城鎮好一點的3-5萬人，差一點的1-2萬人，怎麼能搞基本建設投資？但是，大城市已經過度投資、人滿為患，環境壓力過大；如果不搞城鎮化，靠什麼來消化已經嚴重過剩的製造業生產能力？
中國的城鄉結構本身有多重性，並不是一個被激進者認為嚴重不合理的結構，我們動員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努力推動鄉村建設，因為鄉土社會長期以來就是城市產業資本危機軟著陸的載體，如果過快過早地把鄉土社會破壞殆盡，再發生危機的時候將無處尋找軟著陸的條件；硬著陸砸在城市裡，以往高增長掩蓋的複雜矛盾就會轉化為惡性衝突！
但願人們能夠認清形勢，改出激進幼稚病
溫鐵軍：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
這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上世紀30年代這場大危機導致貴金屬價格上漲，中國當時是以白銀作為貨幣的國家，北方有「袁大頭」，南方有「孫大頭」，海外白銀價格上升，與中國原來簽有白銀穩定協議的四個產銀國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導致中國國內白銀大量外流發生白銀危機，導致通貨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這是我們說的外生變量。
另一方面，內生變量是什麼？當年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只能內向型發生。城市化和工業化高速發展，地主進城就轉變成在外地主，經營收益較高的工商業，就把原來的秋後收實物租改變成春前收貨幣租，貨幣化在農村開始推進，於是農民就遭到高利貸金融資本和工商業資本遠高於地租的雙重剝奪，小農大量破產，鄉土社會衰敗，要麼土匪、要麼游擊隊，農民革命就起來了。內生性變量使社會不穩，極大影響著民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
民國不得不在1935年前後開始推行紙幣制；但同年就遭遇到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在日佔區大規模抬價搶購白銀，試圖摧毀民國經濟，摧毀剛剛改革的貨幣制度，於是進一步造成中國白銀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中國不得不用殘留的一點貴金屬去海外買軍火，紙幣金融大規模通脹，從1937年開始一路通脹到1950年。所以說1949年到1950年的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的危機，而是民國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兩個變量同時作用的延續。
應對危機：土改使農民回歸傳統，割斷與城市現代經濟聯繫
新中國面臨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經濟怎麼恢復？土地改革。什麼是土地改革的實質性內涵？讓中國人口88%的農民回歸傳統。歷朝歷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個字，均田免賦。新中國同樣是均田，但沒免賦，這就是土改的歷史性差異。其現實意義在於：土改使中國近90%的人口回歸了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城市經濟割斷了聯繫，用薩米爾·阿明（備註：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提出依附理論）的理論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數人口回歸了農村，自給自足，作為政府就不用再管他們到底怎麼生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這是新中國經濟得以恢復的一個重要條件。也就是說使民國時期遺留的危機在新中國得以軟著陸的重要制度基礎，恰恰是對鄉土中國的回歸，而不是我們想像的大步走向現代經濟。
眾所周知，那時城市現代經濟一片凋敝，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幾，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業，知識分子也大規模失業。現在很多意識形態化的解讀都說因為建立了新政權，全國人民意氣風發，然後就鬥志昂揚走向新勝利。其實新中國首先要解決的還是怎麼能夠應對民國延續下來的大危機。第一個因素是農民回歸傳統的鄉土中國；第二個因素，1950年6月份朝鮮戰爭爆發，戰爭需求使得原來凋敝的工業開足馬力生產，於是城市經濟火起來，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國參戰，蘇聯把中國作為戰略盟友，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境內投入軍事工業設備，導致中國工業得到發展機會。
1950年代並非「極左」體制，只要追求工業化就會親資本
我所提出的邏輯解釋之第一個經驗起點是資本原始積累。在進入工業化的目標之下，最大的挑戰不是什麼政治制度或者領導人能力，而是資本稀缺程度趨零的條件下怎樣完成工業化必須的資本原始積累。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確立的討論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可以在市場的作用下實現優化配置，最終達成最優。但它適不適用發展中國家呢？根本不適用。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挑戰是要素絕對稀缺，資本要素絕對稀缺，稀缺程度趨零。
以中國1950年要進入工業化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一般意義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而且連國庫黃金都已經被前政府帶到台灣去。所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會追求外部資本進入，每一次成規模的外部資本進入都會轉化成國家承擔的外債，每一次大規模的外資轉換的外債都會帶動發生財政赤字危機。
由於中國在90年代中期開始加快進入全球化，而那以後所發生的危機，很明顯具有全球化代價向中國轉嫁的特點，所以我們把90年代末期以後的最近兩次危機歸類為外生性變量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把此前中國自己進入產業資本的發展過程歸納為六次內生性危機。
有一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只要在資本絕對稀缺條件下追求工業化，一定是資本導向。任何體制、意識形態、領袖領導之下的政府都會親資本。今天我們意識形態化地把上世紀50年代定義為「極左」的時候是否捫心自問：世上可有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如果不親資本，就根本沒有資本積累的可能。
當人們說1950年代是「左的錯誤」的時候，恐怕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忘了。一個親資本的，追求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基礎，難道會有「左」的上層建築？千萬不要把官僚主義說成是「左」，其實官僚主義是典型的極右。教條主義也不是「左」，而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主要是私人資本原始積累，1953年後蘇聯投資形成國家資本，已經有了龐大的生產能力，變成國家工業主導，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開始討論國家資本主義如何替代原來的私人資本，意識形態稱之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到了1956年，中國實際完成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這一點在當年不是秘密，都是公開的。比如1957年國家「一五計劃」完成報告就明確指出，「一五計劃」建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真看1950年代的實際過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後六年是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經濟增長速度都很快。
受到工業化內生的「資本增密」機制的影響，正在需要更大規模追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節骨眼上，蘇聯中輟投資了！於是，這9年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在1960年爆發了！這就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陡然跌入發展陷阱……
只有當資本過剩的情況下，親資本的政策體系才會轉向為不親資本。我們現在是什麼層次上出現資本過剩？中央層次出現資本過剩，因此中央轉向「民生新政」。地方上特別是中西部仍然面臨資本短缺，政府就仍然親資本、遠民生；東南部沿海地區出現產業資本過剩，開始轉向親環境，也部分轉向親民生，一些東南部媒體就跑到中西部去「吃黑」、「扒糞」……不同地區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並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派系，一定程度上是資本稀缺或資本過剩的背景在發生影響。
讓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1949年中國建立的國家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國際社會一直有爭論。如果給全國88%農民都分了地，那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資，毛澤東早年就說過，我們只是一個小資產的汪洋大海，說的就是當農民都成為小土地所有者的時候，中國就是小資國家。從1949年土地改革以後，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社會問題都和小資的分散性，以及小資並非「自覺階級」有直接關係。因為小資高度分散，沒有集中表達意願的可能，因此政府對付小資的經驗是在農村實行「村社制」，城市實行「單位制」，這使政府過去能夠卓有成效地對付小資。
但幾十年過去，在中國小資群體中崛起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資人群，據說有五億，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兩倍半，是歐盟國家中產階級的兩倍。但政府卻沒有「對付」中資的經驗和手段，現在所遭遇到的網絡各種各樣的不滿和千差萬別的利益表達，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城市單位解體，鄉村集體也深受破壞，政府對付高度分散的小資、中資的多樣化表達，借用制度學派理論，是交易成本過高造成社會不能形成集中的表達方式。中國現代社會亂像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
中國本來是一個小資社會，根本不是西方的棗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穩態結構，龐大的底座是佔總人口60-70%有地的鄉村小資。現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剝奪，把他逼成無產階級，用激進政策斷掉他們回去的根，讓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學者們以為這是歷史進步，可有誰想過，他原來是小資，把小資變無產，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說得清楚點，這恐怕是在城裡拍腦袋拍出來的。
你們去問問進城的打工者，有幾個是願意在生產線上長期當產業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資之夢，進城是為了幹什麼？掙點錢開小店當小老闆。
印度為什麼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只不過少說了半句話，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困國家，這一國的貧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貧困人口總和還多，民主解決貧困嗎？印度鄉村有百分之三十幾的無地農民人口，因此是棗核形社會，或者是倒金字塔，底層社會是無地的農村無產者，大量流入城市變成貧民窟的弱勢群體，城市貧民窟是城市底座，農村中的無地農民是底座，這種倒金字塔社會能穩嗎？
你們也許知道，現在中國是私人住宅擁有率世界最高的國家，高達89%，接近90%，什麼人是100%地擁有私人住宅？農民。為什麼？因為仍然還是一個小資國。各地政府的政策差別僅在於是讓小資變小資，還是讓小資變中資，變中資他高興，變小資他勉強認可，變無產他就不干。我們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剝奪農民使其無產，這就是社會矛盾衝突的根源。
中國原來是一個小資社會，現在是小資、中資人群仍然佔大部分的社會；我們中資的上頭，最上邊的大資只占人口的不到10%。但是小資不是自覺階級，誰是中國現在具有自覺性的階級？假如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我得告訴大家另外一個說法，那就是大資。客觀看，大資最懂如何維護穩定並且增加集團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體系以保證自己的集團利益。對國內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大資本自覺性的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體系，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當人們都在高唱改革的時候，請問改革對象是什麼？改革的動力是誰？誰來改誰的革？在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不搞清楚，很難讓大家跟著一塊喊口號。
另外，我11月底在海南講課，他們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觀形勢，我說你們得先搞懂中國經濟體制的ABC是什麼？有誰想過中國的真實經濟體制是什麼？是「中央政府承擔最終風險責任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惡性競爭」。地方政府早就公司化了，它在參與市場競爭，可承擔最終風險責任了嗎？沒有，風險層層上交，最終交到中央政府。我們在90年代後期開展的國家金融市場化改革，實質是中央政府埋單，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銀行壞賬一次性轉交到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備註：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這些不良資產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幹出來的，人都提拔了，因為他完全不承擔風險責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沒有風險責任的條件下一定是惡性競爭，誰比誰更「惡」誰就上去了。不過，最終風險責任中央能獨立承擔嗎？也不能。只能一手增發貨幣，一手增發國債，於是，客觀上只能向社會轉嫁，這就是中國今天的實際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