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認為，中國正面臨大麻煩，過去三十年裡驅動經濟實現驚人增長的經濟系統已經到達極限。
他在《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這樣說：
如果把中國跟其他大多數經濟體作比較的話，你會立即發現，它除了經濟高速增長外，消費和投資之間存在失衡。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會投入一部分當前收入用於投資，以擴大未來消費能力。但中國的投資似乎只是為了擴大未來投資能力。美國把70%的GDP用於消費，這誠然有些偏高；但在中國，消費僅佔GDP的50%，近一半的GDP是投資而來的。
那麼，這怎麼可能呢？是什麼使得消費如此之低，又是什麼使得在投資如此之高的情況下收益沒有急劇遞減？這引發了激烈爭論。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亞瑟·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理論最能說明問題，他認為，一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通常由一個小規模的現代行業和一個大規模的傳統行業構成，而傳統行業包含了大量「剩餘勞動力」，即大量未充分就業的農民。
這種剩餘勞動力有兩個效果。首先，這類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大量投資於新建工廠和建築，而不必擔心收益遞減，因為一直能夠從農村獲得新的勞動力。其次，即便經濟改善，這種過剩勞動力大軍的內部競爭也會使得薪酬維持在低位。實際上，中國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家庭沒有從國家經濟增長中獲得多大收入提高。一些收入流向了精英階層；但大多數隻是停留在企業中，而且許多是國有企業。
以我們的標準來看，這非常奇怪，但它在中國已經起效了幾十年。不過現在，中國已經達到「劉易斯拐點」——或者直接地說，中國的過剩農民正在耗盡。
下圖顯示，中國的農業就業人口正在減少：
那麼，中國剩餘勞動力耗盡的後果如何？克魯格曼繼續指出：
這應該是件好事。工資正在上漲，最終，普通中國人也開始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但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突然面臨重大的「再平衡」需求。投資現在出現了收益大幅遞減，並且無論政府採取何種措施，收益都將急劇下降；消費者支出必須大幅上升，來彌補投資空缺。但問題在於消費者支出是否上升得足夠迅速，來避免嚴重衰退。
而問題的答案，似乎越來越傾向於：不能。再平衡的需求明顯已存在多年，但中國一直推遲必要的改變，只是通過維持人民幣低估和大量廉價信貸來促進經濟。這些措施推遲了清算之日的到來，但也使得這一日最終到來之時事情變得更難以應對。而現在它已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