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積極引入外資，到大規模對外投資，隨著「金磚國家」的崛起，全球資本流的話語權不再由美歐日寡頭獨享。而快速增長的市場經濟，更催生出大批富人家族及中產階級。俄羅斯、印度、巴西，移民潮滾滾而來。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經濟多年來一路狂奔，增速之快無人能匹敵，自然也不會缺席這場從資本到人力的大規模「出海」。
平民如鳳姐、巨賈如李嘉誠，都在彼岸定義人生資產的再配置；越來越小的留學生漂洋過海去鍍金；富人將在國內買樓拿地的闊氣轉戰至歐美；企業跨國併購屢現大手筆；交了不菲學費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逐漸找到感覺……
還沒有人將這諸多不同的側面聯繫到一起，當微觀與宏觀一一印證彼此默契，人在走錢在過海，該如何理解這種自下而上都毫無違和感的大趨勢？
最粗泛的解釋，是將中國30年黃金增長所引發的「資本大爆炸」視作基本驅動力。它裹挾了身處洪流中的每個人，每個企業，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細究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資大潮的成因與模式，是希望能給「中國怎麼了？」一個更理性客觀的解釋。
本刊研究員 陶娟/文
在全球資本圈，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在上演「絲逆襲」的戲碼。一直以來，金磚國家（BRCIS，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力軍，2012年金磚國家吸引的外資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53%。而外資的湧入為金磚國家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動力，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速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速超過8%，遠高於發達國家的2.6%和全球經濟的4.1%。
不過，資本由發達地區到新興市場的單向流動正在改變，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金磚國家對外投資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機後，外資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而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的投資卻在加碼。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迅速增長，同比增長50多倍，規模佔巴西當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84.6億美元的1/3強，成為巴西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同樣具有礦藏資源的俄羅斯和南非則打得火熱，俄羅斯對南非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2億美元，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領隊赴南非展開經濟外交，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和葉夫拉茲鋼鐵公司等著名企業已進入南非採礦業和金屬行業。南非對俄投資也突破3億美元。俄羅斯還是南非快速增長的重要遊客來源。印度電腦公司Sahara、安賽樂米塔爾和塔塔集團是南非市場上的著名外企。巴西與南非的合作發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進入南非資源和建築市場。
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投資上日益主動，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資本圈中由美歐日所壟斷的話語權。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發佈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金磚五國對外投資總量2000年僅為70億美元，全球份額佔比微不足道；2012年對外投資量已經翻了20倍至145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投資流量中佔據了10%，其中，中國（不含香港地區數據）和俄羅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將貢獻全球增長量的62%，而傳統七國集團（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僅佔世界的13%。
新興市場造「富」
良好而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為新興國家創造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億萬富豪，在全球頂尖富豪榜單中，金磚國家也逐漸顯露資本大國的風範。根據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單，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來自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富人佔到了158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貢獻了94、59、33位。而俄羅斯的寡頭現象尤為嚴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羅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國各有4位。
在「經濟開放」及「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徵時，每個個體的發展和受益程度並不均衡，也因此金磚國家的財富分配效應呈現出驚人的共性—多數財富集聚到了少數人手中。瑞信的報告顯示，俄羅斯貧富懸殊程度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島），在1.43億全國總人口中只有110個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與此同時，93.7%的俄羅斯成人僅有不到1萬美元的財產。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萬美元級富翁人數達到19萬名，佔全國總人口的1‰。而他們手中聚集的資產總額達到675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
正是這些頂級富豪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主力軍。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鋼鐵大亨，但近年來，他先是成為英國阿森納俱樂部的二老闆（持股30%）；在美國，通過著名投資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獲利頗豐，並持有Zynga、Groupon、蘋果等公司各數億美元的股權；在中國，烏斯馬諾夫通過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團和京東商城的股份。類似於烏斯馬諾夫這樣佈局海外的新興市場頂級富豪，並非個例。
移民浪潮席捲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資本流漫越國界之時，還伴隨著洶湧的移民潮，這其中技術精英和高淨值人群成為了主力軍。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達」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俄羅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過一半，希望子女今後移民的佔到63%。在中國，《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印度由於特殊的殖民地歷史，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普遍認同，他們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勵移民，面對「人才流失」相對淡定。政府更多是通過法律、稅收、資金等政策傾斜，來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歸國創業。
過去10年，美國成為中國、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國，共吸收了金磚國家150萬移民（圖1）。
俄羅斯移民目的國則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階層多為金融寡頭，美國高稅率並不適合，再則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更具地緣優勢的歐洲國家因此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首選。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地也是新興國家移民的熱門選擇（表2）。
中國既服從於新興市場這一資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適規律，但自身的經濟體量及社會特徵又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中國，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在近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平民如鳳姐，成名後冷不丁去了美國，中國夢置換成美國夢。華人首富李嘉誠，東半球出售廣州、上海物業，西半球卻在英國大舉購入電網、水務、天然氣公司等壟斷性資產，據統計2010年以來和黃系海外收購額達到了1868億元，「超人李」旗下資產的「西進」戰略正有序上演。而在這些奪人眼球的喧囂事件背後，濾掉娛樂或商業的表象，是越來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資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兒
在《新財富》發起的海外移民相關調查中，有高達九成的網友表示身邊有已經移民的親朋好友。這些移民者出國前三成為經商者，兩成為知識分子，兩成為白領階層。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後定居這三種方式移民的佔比最高，依次為44%、30%、18.6%。至於移民的緣由，七成以上受訪者將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移民能讓自己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明，移民並非主要為了物質追求，環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問題、養老醫療制度沉痾等無不構成外推移民的動力。在網友的選擇中，環境、醫療水平等軟性服務，體制文化是緊隨「子女教育」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圖2）。
遠走他鄉，移民者收穫的到底是什麼，素質教育、清潔空氣、環境安全、自由空間還是圈子內身份的象徵？在如何選擇移民目的國家時，有沒有熟人成了愛聚群的中國人最大的偏好，儘管不少人也根據申請的難易程度來決定去往何國，但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幫助選擇目的國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國夢毫無疑問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2003年有4萬中國人移民美國，2012年已有8萬餘中國人移民美國，10年間共計71.41萬原中國居民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移民的熱門。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接收的25.75萬新移民中，32990人來自中國，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國。而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國人在該國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則因為與中國內地在文化上更為相通，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成為不少移民的選擇。
因為申請難度較高，福利待遇優渥的歐洲此前並未受到中國移民群體的關注。不過，歐債危機揮之不去，不少國家推出了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時辦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幾乎無移民監的寬鬆居留條件攫取了全球投資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當地購買50萬歐元以上房產即可。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加入了這一熱潮，以提升當地不景氣的經濟，讓南歐成為時下的投資移民熱點。
中國移民的湧入，給當地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的過去一年中，國際買家在美買房規模達到682億美元，其中中國買家貢獻82億美元，佔比達到12%，成為美國房地產第二大買家。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偏好洛杉磯、底特律、紐約、舊金山、西雅圖這五座城市。而在《新財富》的調查中，中國買家在幾大目標城市購置房產的偏好如圖3所示。
留學後定居以及技術移民是此前移民的兩大主旋律。留學海外再成功拿到綠卡看起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國不少中產階級都設法通過中介將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時代就送出國鍍金，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在外的127萬留學人員分佈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其中選擇留學美國的比重佔44%，英國其次，佔比15%，接著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分別為7%和6%。通過留學後定居拿到綠卡的難易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國移民政策上的調整和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在近年來持續升溫，但財產的高門檻以及每年1萬個名額（EB-5）的限定決定了這只是個「小而美」的類別。相對而言，技術移民的群體更為龐大。以美國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萬移民中，配偶類、直系親屬類發放的綠卡為主流。而人們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眾的類別。官方數據也可以看出，2003年，僅有64人通過此方式獲得美國綠卡，即使這兩年被中國富人充分發揚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獲得投資移民綠卡，佔就業類別綠卡的比例僅為4.6%，而在美國當年發放的103萬張綠卡中佔比還不到1%。
投資移民之所以在近幾年倍受追捧，優勢在於其對申請人沒有太多語言、學歷、年齡等之類的要求，只需證明資金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隨遷。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後，國內節節上升的資產價格，和海外低價資產的反差，抄底思維與人民幣升值的合力抬高了這一移民途徑的吸引力。
壞消息是中國富人太多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不僅抬高了各國的投資移民門檻，大幅延長了等候時間，成功率也有惡化之勢。如加拿大2010年將資產要求和投資額分別翻了一番。香港地區也從650萬港元升至1000萬港元，2013年底還有可能進行新一輪加價調整。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也從150萬新元上升至250萬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獲利者，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中介機構。但中介功過難辯，在《新財富》的調查中，35%受訪者覺得留學中介完全沒起到作用。而投資移民中介則成為重災區，在投資移民項目中，有三成的申請者最終失敗。而且失敗者中有高達60%遭遇了雙殺型項目：既沒有成功拿到綠卡，也沒有收回投資項目的本金（圖4）。在2012年的「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心」醜聞中，美國商人塞思謊稱投資者購買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獲得移民美國的機會，詐騙250餘名投資者1.45億美元投資和1100萬美元管理費用，而這些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
眼下，不少私人銀行的高端理財業務中附加了移民中介這項服務，不管是出於拉攏客戶的目的，還是作為增值業務，私人銀行的可靠度相對來說勝過市場基本面。不過由於宣傳不到位且服務對象更為小眾，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3%的人們知道私人銀行也會提供這項服務。
企業出海：破局「世界工廠」定位
到大洋彼岸「掃貨」不僅是少數富人的專利，更是內地企業的流行選擇。2013年上半年，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國際已經完成了三起海外併購，「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復星CEO梁信軍曾多次表述其收購邏輯。
全球化佈局資源端，不止復星一家。中國企業出海潮這幾年風起云湧，呈現出區域、主體、產業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義則在於，在中國竭力突破「世界工廠」的製造業身份時，那些出海併購的中國企業走在了前列，儘管它們所處的行業不一而足，收購模式也一直在推陳出新，但總體呈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它們瞄準的或為資源，或為品牌，以彌補中國在「微笑曲線」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兩端，以此提升定價權（如鐵礦石等資源類），或是話語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等），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世界產業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規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產品換美元」的政策為GDP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奠定了中國立於外匯儲備大國的地位。而現在，不僅是中國製造，更有中國企業、中國錢走出去。連續多年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在1995-2000年間平均對外投資流量不過20億美元，2003年為29億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8倍（圖5）。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對外投資經濟體。
央企搶資源，民企愛品牌
國有資本是本輪跨海併購的主體力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2010-2012年間，由中國內地企業主導的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併購案例（註：不含港澳台地區企業）達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國有資本主導，民企中僅有萬達收購AMC、吉利控股沃爾沃兩家代表（表3）。收購標的既有來自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石油集團，也不乏巴西等新興市場的礦冶公司。礦產是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2011年中國企業的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為284項，比2010年增長17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226億美元。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金屬和礦產業對外投資額達到154億美元，僅次於2008年，位居歷史第二。
儘管大型國企在跨海併購上唱主角，但其標的主要集中於能源及資源型行業，民企則是搶奪品牌的先鋒力量。雙匯71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大豬肉商史密斯菲爾德是2013年的頭號併購新聞。而從最早的TCL併購湯姆遜彩電業務到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及至近幾年吉利吞下沃爾沃、萬達收購美國最大影院連鎖AMC等，民企收購往往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一是這些收購標的多為行業內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資金上往往受到約束，從而在收購模式及交易結構上要大費周章，而這些經典案例往往為後來者所借鑑，如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準備了兩套融資結構（詳見本刊2013年9月號《雙匯「非典型」收購》），涉及45億元的銀團貸款，背後亦可見高盛、淡馬錫等國外資本大鱷的身影閃爍，類似於這樣用少量自有資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現象更易引起人們關注。
收購數量及規模成倍增長的背後，戰略利益是第一大驅動力。德勤在對2011年大中華區海外併購焦點項目分析後指出，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為：保障原料輸入（各種能源與資源企業併購，積極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借貸施與援手（如中國工商銀行與阿根廷、南非銀行的併購，服務於其他交易），逃離擁擠的本地市場（國際化、擴大市場疆域），把世界品牌帶到大中華（吉利引入沃爾沃品牌，增強自身在中國區的影響力）。
新區域、新模式湧現
「走出去」是一種共識，「去哪兒，怎麼走」則英雄所見略有不同。歐美因市場成熟層次豐富受到製造類企業的追捧，如1994年就開始國際化旅程的萬向集團，海外總部設於美國。萬科進軍海外也首選紐約。
資源富饒、工商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熱土。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0年8月，中國共在非洲設立境外企業2000餘家，累計實現各類投資32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63.6%；對非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達到2052億美元。相比市場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非洲市場的優劣勢非常明顯，既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能源價格，也普遍擁有較低的稅負，但契約精神的缺乏、基礎設施的缺失則是投資非洲的主要障礙。相對來說，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工製造業、電信服務業、農業項目、勞務承包等成為中國企業集中度較高的領域。
走出去的企業多了，成敗的經驗都相應更為豐富。不同的經濟體有著各自的壞脾氣，在美國，對華偏見的存在及政策監管的壓力是阻撓併購成功的一大障礙。電信巨頭華為併購3COM一事就夭折於美國眾議院之手。在歐洲，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工會力量，從而增加併購項目的後續整合難度。TCL兵敗湯姆遜彩電，原因之一就是裁員計劃難以進行。而在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商業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讓輕率決定進入的企業難以獲得稱心回報。
與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廠、百分百控股相比，現在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已不再追求絕對控股、獨自經營，具體模式也日新月異。如到非洲開採礦產，不少企業選擇合縱連橫之術，以分散風險。一個經典案例是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開發項目（預計鐵礦石資源量接近50億噸），中鋁公司先通過聯合力拓躋身開發者名單，隨後引入寶鋼、中國鐵建、中國港灣和中非基金，聯合成立「中方經濟體」，既分散風險，同時也獲得基礎建設、金融支持、銷售等方面的保障，長遠看對提高中國鐵礦資源保障有著重要意義。而併購貸款、「現金+股權」等融資模式的更迭，則顯示隨著金融實力的日益成熟，國內資本同樣積極投身海外投資的熱浪中。對併購項目的盡職調查、以此為基礎的談判能力與合理的估值水平、與當地文化適宜的商業操作手法，是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敗的軟實力。
歷史維度下的啟發
身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一員，中國不過是一個更為熟悉、更易解剖的樣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現象意味著人才和資本的雙重流失，這也引起了各國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據統計，俄羅斯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約125萬人移民去了國外。《涅瓦時報》憂心忡忡地報導：「俄羅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資源之外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口。」在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1978年以來學成後未歸國的中國留學生，相當於30所清華、30所北大的本科生規模。而投資移民的興起，也使得資產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僅2012年6000位中國投資者帶給美國的投資額就是30.62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6萬餘個。無論是移民，還是海外投資，當金磚國家整體呈現一種共性之時，不妨從歷史維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會、政治、經濟跨越國境廣泛整合過程的結果,而並非移民個人隨意的行為；同時，移民潮不是永無止境,它的生命週期可長可短,經過一個「移民峰」後便會逐漸消失，如二戰後韓國的移民潮歷經了約40年。據Henrik Olesen等人對戰後國際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窮國,由於太窮,支付不了出國費用,多為難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過8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足夠富裕,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磚國家的部分發達地區，無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興起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無論是國際貿易的規模、資本跨國流動的速度還是信息交通技術的進步，都遠遠超越了歷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精英階層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廣闊的眼界選擇理想的國家定居。事實上，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同樣呈現出逆向移民趨勢，蓋洛普公司對135個國家的調查發現，美國人離開美國定居的數字近幾年急劇上升。2009年，25-34歲的美國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數量佔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國頂級富豪中為了躲避高稅率前往荷蘭、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企業的跨國併購同樣是國家及產業尋求高階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國歷史上曾經歷了五次企業併購浪潮，尤以1996-2000年間為甚，這五年內共發生了超過4萬起併購案，且其重要特徵是跨國併購案例的數量和金額均很高。這種跨國併購浪潮不僅成就了一大批高產值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推動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繁榮，並奠定了其在全球產業及資本圈的不二實力。
同樣的，中國企業在資源、品牌上受制於人的局面也正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跨境收購案中，逐漸得到緩解。它們在國際商戰中的水平也必將隨著真刀實槍的比拚而有所長進。行使中國主權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投資黑石部分股權巨虧而遭人詬病，如今則將更多的資產分配在壟斷性基礎設施之上，儘管相比老牌的阿聯酋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在收益率及穩定性上還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干中學」的勁頭讓其過去5年獲得了5.02%的年化回報。
但跨國併購亦非坦途，眼下的熱潮更容易讓人想到的是曾經買下過紐約帝國大廈的日本人，他們在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購買力隨之劇增，並快速攀升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1985-1990年間，日本企業超過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併購案達到21起。但據專業人士統計，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併購成功率不足30%。海外併購的大規模失敗也是將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麼？■
【附文】
中國富人資產海外轉移現狀
黃立沖/文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過去兩年的調研，中國富人群體總計擁有33萬億元資產，其中已成功實現海外轉移的部分約達2.8萬億元，相當於中國2011年GDP的3％。並且，這一趨勢還在明顯加快，預計兩三年內轉移至海外的資產將翻番。
受調人群中，2012年擁有海外資產者的佔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附圖）。且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於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高淨值客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而資產3億元的客戶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國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一趨勢在近兩年明顯加快。2011年時，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淨值客戶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群體的這一比例也從11%增長到24%。不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麼做。
調查顯示，高淨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資產保值和增值（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業務發展（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