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無保障，勞動價值被低估，醫生何以淪落至此？
◎ 本刊記者 藍方 李妍 羅潔琪 任重遠 林金冰實習記者 韓曉梅 文“我不想提心吊膽地生活。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一個
醫生？”說這句話的時
候，北京某三級甲醫院住院醫師文玫顯得落寞而失悔。從業九年後，34歲的文玫向醫院提出了辭職。
她準備去一個醫科大學讀博士。她說，抽身離開，是靜觀其變。如果醫患關係繼續惡化，就打算徹底放棄從醫。
文玫仍然記得15年前進醫學院的第一天。全體同學穿著白衣、對著校徽莊嚴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誓言言猶在耳。然而，經過15年的風吹雨打，當年伴隨著他們青澀歲月的熱情和抱負，在愈演愈烈的醫患衝突之下，隨風飄逝了。
時光回溯到10月25日上午8時27分，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王雲傑，在他的診室內被一名曾在醫院就診的患者連恩青捅傷，不治身亡。
10月31日，王雲傑的追悼會在當地舉行。在浙江省溫嶺市殯儀館，近千人趕來送別他。
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的無數家醫院內，醫生們都在為這位逝去的同行默哀致悼。
被患者傷害的醫生，每年都在增加。與此相應，是醫生這個職業共同體不斷累積的憤怒。
在中國糾結、反複的醫療體制改革中，醫生這個職業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醫療服務供給不足、失衡，醫生高強度的勞動付出，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一些理論上的應得收入，亦在現實中被“灰色化”。
“看病難、看病貴”狀況未有實質性改善，患者對體制的怨氣，向醫生髮泄。最可怕的後果，則是優秀醫生快速流失，醫療專業後繼無人。
“醫生人人自危之時，即是國民病入膏肓之日”——醫生的憤怒，是體制的悲哀。
醫院失防
“大街上隨便打個人，警察都得出警；醫院里的醫生，好像可以隨便
打、隨便罵”
“醫而憂則武”——這句玩笑話，當今居然成為現實。11月5日，上海一家醫院請來公安部門的教官，為醫院職工培訓遇襲時的自衛方法。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沖進來 傷害你，醫院是無法保護醫生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看到拿著刀和螺紋鋼來上班的同事，心情複雜。
就在溫嶺悲劇發生前不久的10月12日，國家衛計委剛和公安部聯合下發《關於加強醫院安全防範系統建設的指導意見》，要求每20張病床配一名保安，在重點部位配備安檢、查繳管制刀具。
盡管此舉僅是“治標”，亦被認為很有必要。
“醫院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可以任意闖進去的，辦公室、值班室就不要說了，就連要嚴格消毒的治療室、手術室也是病人家屬想進就進。醫院除了幾個私密的科室，每一個都是毫不設防的敞著大門。”北京同仁醫院的一位醫生說。希望“設防”的背後，是醫院處處潛藏糾紛。從醫院管理專業畢業一年的小劉，在湖北省一家三甲醫院的醫務處參與處理醫患糾紛。
每天她都要面對難以計數的各種投訴，絕大部分是針對就醫的流程、醫生的態度，以及醫院的物價。小劉坦言，大多數醫院在就醫流程、就醫環境、患者情緒疏導等方面，確實做得不夠，“但醫療服務的供給就是有限的，現階 段只能這樣”。
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就此成為患者怨氣的一個出口。“從掛號、繳費到各種檢查，病人排了一整天的長隊，最後到醫生護士這裡，也就是幾分鐘問診時 間。”北京世紀壇醫院的一位醫生對患者的情緒表示理解，“患者之前的一肚子火氣，最後都指向醫生和護士。”在醫院，胸心外科、普外科，內科中的消化、呼吸、精神、內分泌、心血管科室，以及兒科和婦產科，是公認的最忙且最容易惹麻煩的科室，急診則是最容易出事的科室。
“如果來一個胖一點的孩子，護士找血管，扎兩針扎不到，家長一個耳光就扇過來了。”成都一家兒科醫院的主任醫師介紹，類似的事件太常見。
衛生部的一份統計顯示，在醫療糾 紛發生後，70％以上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事件；60％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死後，家屬在醫院內擺花圈、拉橫幅、設靈堂等情況；其中43.86％發展成打砸醫院和醫生。
每每遇到這些情況，警方的態度非常消極。北京市某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曾遇到病人在醫院走廊鬧事，打電話報 警，警方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不管。”成都市一家兒童專科醫院的醫生更在2006年目睹了醫院院長被患者家屬挾持的事件。院方拿著當年衛生部和公安部有關嚴懲醫鬧的文件，要求警方積極處置，而警察則表示未發生打砸不能採取行動。
“我們三十幾個政協委員已經聯名寫信，要求公檢法部門重視這一問題。”溫建民強調，中國必須將醫院明確為公共場所，醫院內出現的糾紛不是內部管理問題，而是公共問題。
“警察對醫療糾紛的辨別判斷是模糊的，解決辦法是不清楚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趙平亦在不斷呼籲“給予醫院足夠多的保護”。
“大街上隨便打個人，警察都得出警；但醫院里的醫生，好像就可以被隨便打、隨便罵。”北京世紀壇醫院的一名醫生指出，面對醫患糾紛，法律喪失了嚴肅性和威懾力，對違法者的懲戒不足，正是當下惡性刺醫事件屢屢發生的原因之一。
為了維穩
“凡是‘鬧’的，基本上都給錢”事實上，醫療糾紛的出現十分正常。醫療過程本身存在風險，難免會有意外發生，治療結果也可能不及預期。但這究竟是否構成醫療事故，在中國並非沒有完善的制度渠道加以判定。
一般而言，糾紛發生後，醫患雙方都可以向衛生行政部門申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
以此為基礎，雙方自行協商賠償數 額，也可申請行政部門調解，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另一條渠道，則是在糾紛後，直接向法院起訴，以尋求司法鑒定。
不過，前文提到的小劉在一年間接觸了近100例糾紛，少有通過行政或司法途徑解決的，幾乎都是“私了”。而且幾乎每一個案子，都有“鬧”的因素，其中不乏職業醫鬧。
職業醫鬧早已經不是新聞。
“他們非常專業，知道醫院的軟肋在哪裡。”小劉介紹，職業醫鬧知道怎樣鬧效果最好，例如，會指導患者直接去堵行政樓的大門，幫著演戲，給患者索賠定價出主意。
“凡是‘鬧’的，基本上都給錢。”小劉表示，她經手過的糾紛里，目前沒有遇到過醫方有重大過錯的，但醫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中間總會發生各種瑕疵。無論對患者還是醫方而言，“私了”都是最好的方式。
據瞭解，患者一方通常都不會提出走行政途徑。“一旦醫院要求做醫療事故鑒定，對方就指責，這是老子為兒子鑒定，不公正，不肯去。”一位曾在醫務處處理醫患糾紛的醫生說。而司法途徑的成本高、時間長。“患者盡管對治療結果不滿意，但對於醫生究竟要負多大責任，他們心裡並不確定，走程序對他們來說反而風險更大。”這位醫生介紹，“不走程序、醫院賠錢”是大多數糾紛中患方的“標準訴求”。
而醫院方面，通常會在內部先有一個評估。還原醫療過程、分析其中的醫方的責任，由此與患方談判。“如果對方要價非常離譜，遠遠高于法律的程序成本和法定賠償，我們就會堅持走司法的渠道。”小劉說。但醫院面對的尷尬是，即便通過程序確定沒有責任，對方依然不依不饒。
一位醫療律師向財新記者講述了他的一段經歷。在做律師前，他是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婦產科醫生，收治了一名高危產婦。在分娩手術時，母子雙亡。
經過醫療事故鑒定，這位醫生並沒有主觀醫療失誤和責任，但家屬在職業醫鬧的攛掇下，長期在醫院拉橫幅、擺花圈。
這位醫生要求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問題，遭到醫院領導的阻止。“醫院當時說，打不出什麼結果來，患者只會鬧得更兇。”最後由醫生、科室、醫院三方共同賠償了10萬元了事。
醫院的擔憂建立在諸多先例之上。
一位心內科醫生介紹，2010年她剛到醫院，就遇到了一起醫鬧。一位安裝了心臟起搏器的老太太，因為體質不適，產生過敏反應，手術後兩年去世。
經過了醫療事故鑒定和法院審判，醫院一方已明確無責任。但老人的兒子——一位派出所所長，依然僱人在醫院門口鬧了幾個月。
正是這樣的事件，讓這位醫生從此上班有了“提心吊膽”的感覺。而親身經歷了醫療糾紛的上述婦產科醫生，乾脆改行做了醫療律師。
缺乏法律、院方的保護，醫生們只求自保。當一些病人帶著錄音筆求診時，醫生們的做法也是事事留存證據。
“住院要有入院評估、入院告知、病程記錄，都要家屬簽字。一個病人往往要寫七八頁紙。”雲南省楚雄州人民醫院的一位醫生介紹，這既是上級部門的文件要求，也是醫生自我保護的需要，“這樣的工作，占據了醫生相當大的精力”。
無從喘息
醫療資源匱乏不均，只能依靠醫生的超負荷勞動支持醫療體系的運轉惡性的刺醫事件也並非不可預防。
四川一家三甲醫院的住院醫師小鄒剛剛參加了一場“心生疾病”培訓。他分析，溫嶺事件中的兇手連恩青有著典型的偏執型人格，屬於高風險患者。如果醫生能夠盡早識別這樣的患者，加強關注，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醫療風險。他參加的課程，便是教會醫生們如何識別這些在心理或性格上有一定缺陷的病人，如何與他們溝通。在小鄒看來，對醫生而言，這樣的課程遠比防身術要重要。
但是，要讓醫生們識別出這些潛在的風險，技能知識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條件，是醫生們有時間和精力與病人們溝通。
這在絕大多數大城市的三甲醫院，幾乎是一個奢望。
在分級轉診機制缺位、醫療資源分佈不均的情況下，大城市的三甲醫院承受了最大的壓力。有統計數據顯示，三甲醫院發生的傷醫事件，占總數的80%。
“我的門診日，上午是30-40人，下午60-70人。手術日，一天至少四台手術。”溫建民如此介紹自己的工作強度。
這也是三甲醫院醫生們的工作常態。
“在普通門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北京某三級甲醫院一位醫生介紹，“如果給一個病人看病的時間長了，後面的病人看不完，後面的病人也會催促。”醫生們還會遇到一些“無法溝通”的病人，有的病人是無法接受現實，有的則是缺乏基本醫學常識。醫生們反映，患者和家屬最大的認識誤區，就是意識不到醫療本身就有風險，“不是人來了就一定能醫好，醫不好也並不就是醫生的責任。”“醫生們承擔著額外的壓力。”一位接受採訪的兒科醫生說，醫療資源匱乏且不均，只能依靠醫生的超負荷勞動，支持醫療體系的運轉。“醫生真的是很努力了。”同仁醫院的一位醫生，為財新記者提供了一份大多醫院採用的排班表。以四天為一個周期，第一天白班十個小時，從早8時到晚18時；第二天上晚班，從晚上18時到第三天的早上8時；第四天陳則是行政班，上下午各四個小時。這只是基本的工作量。如果在病區，醫生每天早上必須查房，至少兩個小時；若有手術任務，都是在行政班時完成。一台手術，耗時幾個小時乃至十幾個小時，都屬正常。
排班表不管周末或節假日，更無所謂年休假。遇到節假日，常常是日班夜班合在一塊，上24個小時。“節假日在外旅遊的人，有多少是醫生護士？”這位醫生說。
該醫生介紹，現在很多醫院已沒有那麼多的醫生來排四個班次。
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波告訴財 新記者，現在各大醫院受歡迎的醫生每天對應80到100個患者，不堪重負。“病人要等很長時間，才輪到和醫生談一兩分鐘、兩三分鐘。病人就有怨氣。除非醫生、醫院一點也沒錯，否則就會小題大作甚至激發惡性事件。”按照中國現在的職稱管理，醫生被分為“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四個層級。住院醫師往往是最辛苦的階段，和家屬接觸最多，事務性的工作也最多。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平均要做至少五年的住院醫師，才有機會晉升。
而在競爭激烈的大醫院，這一周期往往要達到七年乃至十年。從主治醫師開始，則要負擔門診、手術以及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現有的晉升機制下，職稱評定對SCI 論文、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等均有要求。“如果沒文章，一輩子都沒有正高職稱，”上述阜外心血管醫院的醫生介紹，“很多醫生熬夜寫文章，八點上班又做手術。”而在沒有承擔科研任務的基層醫院，醫生們同樣為發論文而忙碌。“他不看你的工作量，具體的工作業績。這個評價機制就是看你有沒有論文。現在下面基層的醫生要晉升，就是抄來抄去做論文，花錢到二三流的雜誌上去發。”一位縣級醫院的醫生說。
被低估的付出
“專家號，7 元；普通門診，5 元。
旁邊的寵物醫院，給狗看一個病，
50 元”
醫生們付出如此之多的勞動後，所得究竟有多少？
“十年間，我的門診量、手術量都翻了四五倍，我的工資漲了不到1000 元。”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的獲得者，溫建民在中醫骨科領域享有盛譽。
但加上獎金和補貼，溫建民的總收入每月為1萬多元。
溫建民介紹，他的基本工資是4000 多元，這包括崗位工資、薪級工資和各種補貼。“醫生的基本工資是低於公務員和老師的，但工作強度和風險是遠高于他們的。”在醫生們的工資單上，崗位工資設有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等級別；薪級工資則依據人事部、衛生部2007年3月印發的《關於衛生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的指導意見》而定，這份文件將醫生技術級別分為初級醫師、中級醫師、副高級醫師、正高級醫師4大級別，每個級別中又進行了細分，共分為13個級別。補貼則是指事業單位補貼以及中醫、精神病醫師等特殊崗位的津貼。
財新記者採訪多位醫生瞭解到，地區不同、醫院級別不同、直管單位不同、個人崗位及職務不同，醫生的基本工資具體金額不一。
全國三級醫院住院醫師的基本工資普遍為1200-1700元， 主治醫師1500- 1800元，副主任醫師1800-2300元，主任醫師2300-3000元，二級醫院、一級醫院、社區門診、基層醫院和鄉村醫生的工資更低。
醫生們的基本工資早非財政撥款。
成都一家兒科醫院的醫生以其所在醫院為例，政府的所有補貼僅僅是按照上世紀90年代的編制人員數量補一部分，約為工資總額的六分之一。醫院其他的一切運營費用，都是醫院自己掙。
“這已經算不錯的，還有很多地方差額撥款只有百分之幾，甚至為零，主要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情況，包括醫院的級別和運營情況。”溫建民介紹說。
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公立醫院開始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按勞分配”的全面市場化改革，在政府財政投入不足，經濟壓力驟增的情況下，“科室獨立結算”逐漸普及，直至成本壓力分攤到每一位醫生身上。
廖新波抱怨說：“把醫院當企業來經營，從醫院的角度來說，就要盡可能多盈利，這就是市場。真正的公立醫院來講，不應該是這樣的。”“每天我都是有成本壓力的，每天我都欠醫院的錢。”溫建民所說的“欠錢”就是科室成本核算，包括醫務人員勞務費、房租床位等固定資產折舊費、取暖製冷費、水電費、醫療耗材費等直接核算的成本費用，還有行政管理費、公共設施折舊費、公益性支出等間接分攤的成本費。“我們要先把這些錢掙夠，交上去，剩下的錢，才能發工資、補貼、獎金。”“我們的獎金也是很少的。”溫建民介紹說，科室的全部收入要先上交給醫院，醫院扣除基本成本，並給醫院所有醫務人員、行政人員、後勤和退休人員發工資，剩下的錢按比例返還給科室，作為獎金。
“大概只有我們上交上去金額的10%。我們再按照手術數量、管理病例數、值班時間之類的分配。”他說。
在醫院各科室的收入中，醫生的勞務是最不值錢的。“專家號，7元；普通門診，5元。旁邊的寵物醫院，給狗看一個病，50元。手機開機做個檢查，30 元。”北京的一位醫生對此忿忿不平。
“我們應該是靠知識和技術掙錢的，但根據現在服務價格的規定，針灸收費為每次4元，推拿收費每次25元。那些博士醫生還不如路邊洗腳按摩的，誰還 願意學？願意做？”溫建民感嘆。
北京某三甲醫院心內醫生介紹說，一台高風險心臟手術，服務性收費為 1400元，需要一個主任醫師、兩個助手、一個麻醉師、兩個護士，有時還需要搶救人員在旁邊隨時待命。一天下來，平均每人獲得勞動報酬200多元。“和肯德基鐘點工的收入差不多。”服務費用畸低的情況下，醫生們要生存，大處方、大檢查不可避免。
“多做檢查、多開藥、多動手術、多用醫療器械的科室比較賺錢，比如外科、骨科、心內科、放射科，用一個支架多少錢？釘一個釘子多少錢？”北京某三甲醫院住院醫師透露說，在基本工資過低的情況下，獎金差別形成了醫生之間的收入差異。
“要考慮完成創收任務的問題，還要掙獎金。”溫建民認為，扭曲的薪酬體系導致醫生被逼良為娼。
無奈“灰色收入”
扭曲的薪酬體系導致醫生被“逼良
為娼”
“只要提及醫生工資低的問題，緊跟著的反問就是，你們灰色收入高啊！”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趙平對財 新記者表示，“灰色收入”降低了醫生的社會地位，也降低了病患對醫生的信任度，是醫患關係惡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醫生的“灰色收入”主要包括病患提供的“紅包”、醫藥代表提供的回扣和各類醫院提供的“走穴費”等。
“紅包萬萬不該拿，極個別醫生才會這麼做；回扣是以藥養醫的機制不合理造成的；而走穴是醫生自由執業沒有放開，醫事服務費又遲遲不能落地造成。”溫建民認為，應該深入分析醫生“灰色收入”形成的現實原因，而不能一味責罵。
“現在的媒體也好，公衆也好，都把收紅包這種個別現象標簽化了。”北京某三甲醫院住院醫師表示，幾乎每個醫生都會遇到送紅包的情況。
“住院醫生不敢收，他們都很年輕，要考慮長遠發展的問題；開刀的主任醫師級別高，跟病患和家屬並不熟悉，而且大多德高望重，不會拿這種錢。越是大醫院管的越嚴格，大家也會考慮影響的問題。”他說。
最常見的灰色收入是醫藥回扣。“這不能迴避，所有的醫院都在以藥養醫。”溫建民說。
2006年，發改委公佈的《關於進一步整頓藥品和醫療服務市場價格秩序的意見》規定，“縣及縣以上醫療機構銷售藥品，以實際購進價為基礎，順加不超過15% 的加價率作價，在加價率基礎上的加成收入為藥品加成。”“醫院的主要收入，包括醫生獎金的主要來源，都靠這15% 的藥品加成。
所以從制度上而言，以藥養醫已經形成了，無論是醫院還是醫生，都要賣藥掙錢。”溫建民表示。
為扭轉以藥養醫的扭曲機制，2012 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公立醫院改革取消藥品加成。
但實際上，取消加成後的資金漏洞該如何填補，並沒有成熟的方案。
“說的是財政補貼和提高醫事服務費這兩大塊，但實際上，2011年全國公立醫院核算發現虧損嚴重，財政補貼難以到位，醫事服務費也只做了部分試點，所以藥品提成仍然是公立醫院的主要經濟來源。”清華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原副院長管德林對財新記者表示。
除了有據可查的15% 藥品加成，醫藥代表給予醫生的回扣難以明確計數。
“沒有醫生會主動問醫藥代表要錢，但醫藥代表會以各種形式給醫生好處。”北京某三甲醫院住院醫師表示，“我們也覺得那這種錢是很恥辱的，但醫生收入太低，他把這錢拿來，有多少人能抵抗
這個誘惑？”
至於“走穴”費用，則被業界視作為制度所“灰色化”的收入。從上世紀90年代起，醫生“走穴”暗地成風。“出去參加學術會議，到小醫院和民辦醫院會診、做手術，每次可以拿到1000- 2000元報酬。但是，現在管控很嚴格，這叫非法行醫，被同事領導知道了影響很不好，出了醫療事故又是大麻煩。”北京某三甲醫院心內科醫生說，“為什麼我們要偷偷摸摸的，而不是光明正大的
去賺錢？”
“關鍵還是放開醫師自由執業，至少應該先多點執業。”溫建民表示，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醫生是與律師類似的自由職業者，可以與多個醫療機構簽訂合同，也可以自己開私人診所。“自由執業制度可以讓醫生完全脫離醫療機構的束縛，醫生的工作價值將在市場競 爭後得到最大化，同時，醫生的流通是有利於醫療資源平衡，有利於更好的為公衆服務。”
後繼無人
“我們的後代還要不要做醫生？”缺乏安全與尊嚴的執業環境，醫學正失去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
前文提到的文玫在今年8月選擇了辭職。其實，明年是她從業第十年。按照醫院的規定，她可以競聘主治醫生了。這意味著可以退居二線，減少和病人、家屬接觸，收入也能提高。可是，這對她已經沒有吸引力。她認為，醫生無論職稱高低，都一樣得不到尊重，面臨同樣的人身危險。
2010年，和文玫一起入職那家三甲醫院的同事有12個。
截至2013年，已經有四個辭職，在外資藥企做藥物研究或者組織學術會議。文玫苦笑著說，他們的收入是她的3倍，充分證明“看病的不如賣藥的”，在4.5元的掛號費里，醫生的價值遠遠得不到體現。醫護人員流失的現象，出現在各地醫院，尤其是優秀人才聚集的三甲醫院。溫建民告訴財新記者，親眼看到八個“好苗子”走了，都是非常優秀的醫生，轉行去賣藥了。
文玫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子以後在中國從醫。她的碩士導師甚至明確要求考大學的女兒，“除了學醫，你學什麼專業都可以”。
中國醫師協會在2011年進行了第四次醫師執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希望自己子女從醫的醫師僅6.83%，而不希望的達到78.01%。而在2002年的首次調查中，此兩項比例分別是10.89% 和53.96%。
刺醫事件頻發，也讓正在就讀的醫科學生產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南方醫科大學五年制臨床專業本科生小徐對財 新記者說，現在醫學院里的負面情緒很大，“除了新聞報道里頻繁的醫患傷害事件，臨床工作中接觸到的一些病人和家屬也讓老師感到很失望。”老師的情緒對學生會產生影響。
小徐說，老師曾經用“農夫和蛇”比喻醫生和患者的關係。“治療的時候醫生肯定是想把病人醫好，病人也對醫生畢恭畢敬，但是一旦出現一點問題，病人就馬上翻臉，反咬一口，實在讓人寒心。”北京某大學醫學院的一個碩士生在學校論壇上發帖吐槽：混到主任醫生要好多年，社會地位高又怎麼樣，也一樣被捅死。“當時腦子被驢踢了，學什麼不好，學醫！我孩子要是想學醫，打斷他腿！”還有人說，“想想以後無休止的夜班、加班和隨時會出現的生命危險，真是覺得別當醫生了，直接做科研或者轉基礎算了。”在悲憤、迷茫的情緒中，莊嚴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被調侃成另一個新版的醫學生誓言，“你是否願意從事這樣一份職業，打著雞血賣命，低聲下氣幹活；一生與患者為伴，愛她、治癒她、安慰她、尊重她、保護她，但卻沒人保
護你……”
當很多人憤懣吐槽時，也有一部分學生已經積極為未來做準備。文玫說，她看到在醫院實習的醫學生都抱著厚厚的培訓教材，準備美國執業醫師資 格考試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e Examination（USMLE）。通過該考試，就可獲得在美國的行醫資格。
不僅是在讀的學生，在很多醫院里，越來越多的年輕醫生在準備這個考試。當年和文玫一起入職的12人中，就有兩個人正在報考。文玫說，他們會是第6個和第7個離職的人，USMLE 也是她未來的選擇之一。
“在美國， 醫生被當作寶， 可是，在中國，醫生被當作狼。”文玫介紹，朋友圈里已經組成USMLE 的群，去了美國的先行者，都會熱情地幫助後來人。
中國醫生的工作量大，有足夠的臨床經驗。需要的，只是英語能力而已。如果去不了美國，她就去和睦家之類的私立醫院，或者再也不做醫生了。
ECFMG（外國醫學畢業生教育委員會）2011年報稱， 按照國籍，2011 年中國拿到ECFMG 證書的人數是289 人，占證書發放的3% ；按照醫學院，則是310人，占3.2%。
從1987年到2011年， 按照國籍排序，中國拿到證書的人數排在第五位，緊隨印度、美國、巴基斯坦、菲律賓之後。北京大學醫學部、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和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則向美國輸送了最多的畢業生。
大量優質生源流失、醫學院招生困難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醫生都對這一行業的未來表示悲觀：等我們老後，誰來給我們看病？
文玫的公公是江蘇有名的中醫，從醫50多年，一直為自己的職業感到自豪。他反對文玫放棄醫學。
這位老醫生對文玫說，“在正常社會，人們是能理解醫生的。社會正義會越來越多，理解越來越多，尊重生命的人，也越來也多”。
可是，近期的醫生被殺害的事件，讓這位70多歲的老中醫也頓感迷茫，“我們的後代還要不要做醫生？”本刊記者李雪娜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