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0年時間裡，收入分配問題一直與中國改革相伴相生。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是從打破大鍋飯、鐵飯碗的「平均主義」收入分配製度入手的。從那時起，收入分配一直就是熱點問題，但不同時期焦點也不同。
1996年，國務院曾召開常務會議研究討論收入分配問題，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王春正在會上做了報告，宋曉梧參加了該次會議，他回憶，那次會議已經提到了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問題。
當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面臨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轉軌時期的國民收入超分配和國有資產流失等。當時廣泛流傳的學者追問是，僅用了短短十幾年時間，中國如何就從平均主義盛行走到了貧富差距懸殊？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1993年曾借調到當時掛靠在國家計委的國務院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辦公室。他回憶說，當時國務院成立這個辦公室的主要任務有三項：限制國有企業中工資侵蝕利潤的現象；解決「國民收入超分配」問題；擬定新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方案》。
當時的背景是，1993年放開民營經濟之前，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國有企業。1980年代國有企業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利改稅、撥改貸」之後，所有者缺位和預算軟約束的體制弊端暴露無遺，造成一方面國有企業普遍虧損，另一方面企業工資收入極高。1990年，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佔比高達53.4%，創下歷史的高點。
「當時很多官員都請客送禮想下海進企業，北京機關事業單位的當時都非常羨慕首鋼公司員工，」楊宜勇說，「他們對象都好找些。」
由於國有企業的利潤不斷下降，政府的財政收入成了無源之水，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嚴重危機，以至於兩次向地方「化緣」。直至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才開始穩步上升。
進入到新世紀以來，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與1990年代相比，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一方面初次分配中，政府財政收入在分稅制和土地財政模式下迅速擺脫羸弱窘境，以年均20%、超過GDP增速一倍的速度連續10年增長，公務員和政府官員重新成為「公眾眼中最幸福職業」。
另一方面，「工資侵蝕利潤」的局面已被人遺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同期企業盈餘佔比則提高了10個百分點。
最為神奇的「逆轉」，發生在1990年代一度難以為繼的國有企業身上。
1998年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後，國有企業進行下崗分流、抓大放小等戰略性調整，逐漸退至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金融、電信、民航等行業。隨著中國經濟「黃金十年」的到來，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借助特許經營、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等行政性壟斷，迅速崛起。壟斷性暴利行業成為收入差距矛盾新的焦點。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1年，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39.25萬億元，淨利潤從3262.3億元增長到1.94萬億元，年均分別增長17.6%、25.2%。
與這個過程同步的是，2001年之後，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超過0.45這條國際「紅燈警戒線」。
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組織的全國居民收入調查發現基尼係數已介於0.48-0.49之間，接近兩極分化的臨界點0.5。城鄉收入差距則接近3.3倍。到現在，他估計情況跟2007年時差不多，約為0.48。
按照國際慣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收入分配狀況會隨經濟發展過程而呈一條倒U形的「庫茲涅茨曲線」，即在農業社會向工業文明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收入差距會迅速擴大，爾後是短暫的穩定期，然後在增長的後期階段會逐漸縮小。
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近30年間，收入分配差距之大遠超其他發展中國家，且其擴大趨勢還看不到止步的苗頭。
於是，對壟斷行業進行限制，和通過二次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成為新的改革焦點。
2010年7月，在一次收入問題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經濟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高輝清曾指出，「在經濟起飛階段，一些國家收入差距沒有擴大，最後這些國家成了發達國家。而另一些在此階段沒有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的國家，到頭來一直是發展中國家。」